深度 |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变迁

作者 | 张纬杰

来源 | 智堡 Wisburg

2018 年秋，在全球油价同步下行的大背景下，德国油价却诡异地维持着坚挺。研究发现，德国油价坚挺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莱茵河。

如下图所示，莱茵河（粗蓝线）从瑞士西北通过德国、法国与荷兰进入北海，其通航部分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以及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主要炼油厂和石油交易中心与内陆市场相连，因此，莱茵河堪称欧洲最主要的石油产品运输走廊：

但是莱茵河航道有一个问题：其运力受季节性降雨波动很大。当降雨过多导致水位过高时，航船有可能会撞到河上的桥；但是当降雨过少导致水位过低时，为了避免航船触底，其必须减小吃水深度——而这，则意味着载货量的减少。

那么，2018 年夏天的莱茵河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史上罕见的高温以及长时间不降雨，使莱茵河的水位一度达到历史低点（见下图），其中，10 月莱茵河水位只有 0.46 米左右，而过去 5 年的均值是该数字的 3 倍，受之影响，驳船载货量只能达到其容量的 20%，石油运输受到严重限制。于是，自 2018 年 7 月以来，从荷兰鹿特丹到瑞士巴塞尔的燃油货运费率已从 7 月的 5 美元 / 桶上升到 10 月底的 35 美元 / 桶以上，接近翻了 7 倍！

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基石，也是所有工业企业必须承担的成本，伴随该地区油价的坚挺，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削减了其杜伊斯堡工厂的产能；化工巨头巴斯夫同样也苦恼于路德维希港工厂的“有限交付”问题；英国石油公司也表示，低水位对该地区整个矿物油行业的后勤供给都提出了挑战。不过，除了工业之外，低水位也通过减少鱼类和淡水贝类的数量，使当地农业产业的饲料面临短缺之虞——而这则可能推高农产品价格……

莱茵河的例子，只是当下全球气候异常给经济活动造成切实影响的故事之一。有观点认为，除了老龄化与技术革命外，21 世纪人类面临的第三大挑战便是气候异常，但相较于前两者，气候异常之于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影响似乎尚未获得足够多的重视。在本文中，我们便将具体谈一谈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这又可能以何种方式改变央行的政策方式。

当《后天》渐近……

我国民谚有云，“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意思是说只有过了端午节（6 月初），才应该把棉衣收起来。这句话放到现在无疑让人感到吃惊，且不谈我国南方地区，即便是我国东北地区，恐怕也不至于到了 6 月才能收起棉衣。不过，这种民谚带来的“违和感”，却在某种意义上真切反映了当下世界各地都在普遍发生的现象——气候正在变得越来越异常。

2019 年 1 月底，美国中西部出现极地气候，部分地区温度甚至低于摄氏负 40 度，至少 7 人遇难，其中有的人甚至在自家车库里被冻僵，下图的情景，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经典灾难片《后天》：

同一时期，火热的高温正在澳大利亚多地肆虐，局部地区的气温已经接近恐怖的 50 摄氏度，某种程度上由高温引起的维多利亚州森林大火已造成 173 人丧生，而在澳洲内部的有些河流更是出现了上百万条鱼突然死亡的事件。

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表明，目前的世界，比工业化之前的世界总体上高出 1 摄氏度，如果照此趋势继续发展，到 2100 年，全球气温可能上升 3-5 摄氏度，并由此造成包括气候异常、洋流异常、大陆板块异常等一系列自然灾变（因为温度升高会破坏地球作为一个复杂能量系统的均衡，所以全球变暖并不是体现为夏冬温度普遍升高，而是极端天气增加）。

这将给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一系列影响，尤其体现在三个方面。

*“成也萧何败萧何”的缅因龙虾*

气候变化的影响，首先作用在农业上。研究表明，当气温超过摄氏 29 度时，美国玉米和大豆的产量都将急剧下降。随着气候异常的加剧，美国玉米和大豆主产区气温超过 29 摄氏度的日子正在日渐增加，而玉米和大豆又恰恰是牛以及其他肉类来源家畜的主食，因此，这进一步会导致牛肉、牛奶和家禽价格的飙升。

如果考虑到炎热的天气对工人生产率的负面作用（天太热了干活效率下降），那么这可能进一步增加食品的成本。

除了陆生生物之外，水里的生物也无法幸免。

由于全球气候异常往往与洋流异常相伴，后者的主要体现之一便是海水升温，这对海产品的影响也是致命的。2019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变暖使全球鱼类产量自 1920 年以来下降了 4%，相当于 140 万公吨。在生产鱼类的北大西洋和日本海，这一下降率高达 35%，这种变化不仅会影响依赖鱼类作为主要蛋白质来源的 30 亿人，还影响价值 1000 亿美元的渔业和 5600 万就业人口。

美国缅因州龙虾产业的例子，堪称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典范。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气候变化使缅因湾凉爽的海水升温至适合龙虾成长的理想温度，这使缅因州的渔业增长了 5 倍，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产业之一。但是，在未来 30 年，海水的进一步升温可能反而使龙虾生长的理想环境逐渐远去，据估计，若照当前的趋势下去，2050 年，缅因湾地区的龙虾数量将减少 62%，这对当地仰赖龙虾营生的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个噩耗。

同时，气候变化对矿物也将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今年年初，两大飓风维诺妮卡与特雷弗相继登录澳大利亚，相关锌精矿、氧化铝以及锂辉石矿场都受冲击，而西澳皮尔巴拉的三大港口——黑德兰港、丹皮尔港（Dampier）和拉姆贝特角港（Cape
Lambert）也都被关闭。一方面是供给减少，另一方面是运力下降，铁矿石价格一时间飙升 2.7 美元。

更频繁的飓风，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学家曼恩表示：

“过去几年全球海洋表面温度是有记录以来最高，同期出现以峰值风速保持时间来计算强度最大的飓风，不仅在南半球，也在北半球；不仅在太平洋，现在也在大西洋。”

迈阿密 NBC 电视网气象部主任莫拉莱斯也指出：

“全球变暖绝大部分由海洋担当。而海洋的温度很关键。温度越高，蒸发越多，湿度越大，而湿度是飓风的营养剂。”

除了农产品与矿物等大宗商品之外，气候变化对基建也会造成影响。比如，飓风可能给陆路或水路运输带来障碍，而高温则可能让电网承压，让城市面临更多的断电风险。

概言之，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农产品、能源、金属矿物与基建（交通与电力）等方面，而这些，恰恰是最易对通胀产生影响之物。

“气候移民”与不平等的碳排放

2018 年 5 月，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如果世界各国遵守巴黎气候协定，那么到 2100 年，全球气温仅上升 2.5%，但即便如此，全球 GDP 仍将下降 15%；如果气温上升 3 摄氏度，那么全球 GDP 将下降 25%；而若不采取任何措施，届时全球气温将上升 4 摄氏度，彼时的全球 GDP 将下降 30% 以上，这会比 1930 年代全球贸易下降 25% 的大萧条更可怕——而与后者的区别是，由气候变化带来的 GDP 下降可能将是永久性的。

然而，更麻烦的是，这些下降的 GDP 并不是平等地摊在每一个人头上的，而取决于人们居住的地方及其工作类型。

以前文缅因州龙虾产业为例，过去 20 年来，缅因湾的龙虾产业因海水升温而崛起（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在缅因湾因龙虾而崛起时，地球上的其他某些渔业区可能就因为这种升温而衰落了），而在未来 30 年又可能因海水进一步地升温而消亡。同样，以盛产酸味较强的波旁种咖啡豆的危地马拉咖啡产业也是如此，由于气温持续升高及干旱，一种对咖啡种植而言具有致命危害的疾病——叶锈病（见下图）正在当地的咖啡种植园愈演愈烈地蔓延。由于咖啡种植乃是当地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气候变化对咖啡产业的打击甚至使得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前往他国谋求生路（其中一条就是非法越境去美国）。

危地马拉的案例只是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移民的故事之一，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研究，由于旱涝、极端天气对农作物的破坏而导致的粮食缺乏，在中美洲移民离开故土的原因中占了将近一半，而到 2050 年，气候变化可能因此使 140 万中美洲人口向北迁徙（届时，美国的边境将承受更大压力）。除了因粮食短缺外，海平面上升也是令人口背井离乡的重要原因，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统计发现，自 2008 年以来，极端天气已使 2250 万人流离失所，到 2050 年，气候变化甚至可能迫使 7 亿人离开故土。

此外，气候变化，还可能滋长国别之间的不平等与矛盾。

在目前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应对中，“碳排放税”是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所谓“碳排放税”，简单地说即一国在达到了规定的碳排放限额后，额外的排放量需要缴纳额外的税。乍看之下这种方式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细究起来却充满漏洞，而其中最具争议性的一点便是：谁来规定谁的碳排放限额？如何规定？

众所周知，碳排放量与一国的能源使用量相关，而在现代社会，能源使用量又与一国的发展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正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所言，碳排放权即发展权，这点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由已经发展较为完备的发达经济体来主导规定正在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权”，这一点无疑存在巨大的争议，且暗含着巨大的不平等。

气候变化与金融稳定

在讲述了大量气候变化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案例后，我们便可对其之于金融稳定的影响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如下图所示，气候变化对金融风险的影响主要有两个传导渠道：物理风险（由自然灾害导致的直接风险，比如因自然灾害导致运输不畅导致的油价提高或矿石延迟交付带来的成本提高或流动性风险）与转型风险（比如因环保政策而对某些行业限制引发的连锁反应）。

下图则更具体地展现了气候变化之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

首先，对于不同主体，直接影响有四种：

对企业而言，比如因运输受阻而导致的油价上升，或导致其成本上升的同时收入下降；

对保险公司而言，其因自然灾害导致的赔付款项可能提高，这或导致其被迫甩卖资产继而遭遇偿付危机；

对实体经济而言，能源、矿物、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将推高通胀，并使资产负债表更加脆弱；

对政府而言，财政收入可能因自然灾害而减少，而为了赈灾，支出却会提高。

由之可衍生出若干间接影响，比如，企业、保险公司的股票与债券价值下降；银行贷款的违约可能性上升；国债的价值下降等等。

如果从传导层级上看，则可以分为三层：

首先是一级影响，即前述气候变化或自然灾害给企业、家庭、政府、保险公司带来的直接影响（成本上升、背井离乡、基建瘫痪、赔款增加等）；

其次是二级影响，即对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影响，即前述的间接影响；

再次是三级影响，即金融机构之间的影响，比如银行 A 持有一份铁矿公司 B 的企业债券，但铁矿公司 B 因受飓风影响损失惨重，其债券价值也相应下降，继而影响到银行 A 的资产负债表，而此时，银行 C 又持有银行 A 的一份同业负债，那么此时银行 C 的资产负债表也会因此受挫……

如果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上述事件日益增多，那么单一金融风险发酵为系统性风险并非不可能，尤其是当资源富集且产区集中的国家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时。

除了物理风险外，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还伴随着许多转型风险。

比如，随着各国对碳排放量的监管趋紧，一些传统的重化工行业可能面临冲击。下图表明，近年来，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诉讼案例在迅猛提高——而诉讼本身也是一种成本，既关乎金钱，也关乎时间：

笔者认为，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为既有的估值和定价模型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先前气候异常导致的问题并没有如此频繁时，“自然环境”这个变量即便被忽视也不会造成很大影响，但随着气候异常导致的自然灾害越来越常见，这一因素正变得越发重要，但看起来相关金融机构尚未对此作好充分准备。

那么，面对可能将对金融体系带来越来越大影响的气候异常，央行又会如何应对？

气候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对大多数现代央行而言，其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便是——稳定通胀。

而影响通胀的因素，一般来源于两个方面：需求端，与供给侧。

由投资过热引发的通胀乃是需求端冲击的代表。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由需求端带来的通胀往往比较容易处理，因为由其触发的通胀往往使通胀、经济增长与就业率向同一个方向拉动，因此不会给央行带来过分麻烦的两难困境。

但由供给侧引发的通胀则不然。

在 1970-80 年代由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中，一方面，原油价格的飙升使总体物价也相应攀升，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与就业率却并未与物价同步上行，欧美经济体由是陷入了“滞胀”之困——高物价与高失业并存，这意味着加息治通胀可能进一步恶化失业，但如果降息缓失业又可能进一步恶化通胀。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冲击，却通常属于这一类的“供给侧冲击”。

不过，如果由气候变化带来的供给侧冲击只是暂时的，不危及央行的中期通胀目标，那么央行可能会容忍暂时的通胀上行而作壁上观——比如，2018 年夏天的高温使许多欧洲农民收成减少，但仅局限于蔬菜方面，且持续时间有限。但如果这些影响更加频繁，更加持久，且在经济中更广泛地传播，那么，这些可能对央行决策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无论是美国第一季度长期偏低之谜（被认为与冬季的极端气候有关），还是莱茵河水位下降导致的油价上行，或者因飓风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攀升，气候异常对经济活动与价格信号的扰动愈演愈烈，这将使央行在评估通胀前景时面临的“噪声”越来越多，从而增加央行贸然行动（或不行动）的风险。

其次，如前文所述，气候变化可能在未来引发大规模的移民潮，移民潮意味着特定国家劳动力供给的变化——比如，类似研究表明，外来移民在抑制德国工资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使德国很难达到其通胀目标。类似地，这种“气候移民”，同样会给目的地国家的通胀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再次，气候异常使各国政府都开始更加注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照此趋势下去，能源供给的边际成本可能较之当下大大降低，这对通胀预期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以 2014 年类似的情况作类比，当时，由于全球大宗商品的大幅下跌使欧元区总体通胀进入负值区间，而此次下跌的时间又如此之长，以至于整体通胀在 2016 年底之前一直接近于 0%。

长期的低通胀对公司、家庭、金融市场的通胀预期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往往又可能循环为“自我实现的预言”——预期未来通胀更低甚至滑入通缩，加之实体经济的不景气，从而推迟当期消费，而这进一步压低了通胀。因此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变得更加困难，有时甚至不得不引入一系列非常规政策措施——包括负利率、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等。所以，如果未来的能源革命结构性地压低了能源价格，那么央行的通胀目标，可能也要随之调整。

结语

由全球变暖引发的气候异常并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问题，而已经开始切实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恶劣的气候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相当大的破坏，而自然灾害对交通、基建与工业产出的影响亦不可忽视，这首先会带来通胀风险；

因极端天气带来的产业变迁，在未来或迫使地球上更多人离开家园，成为“气候移民”，这些移民自然亦将对目的地国家的社会与劳动力市场造成影响；

在更多变的气候背景下，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将增加，这将传导至持有其股票或债券的金融机构，而如果灾难频发，金融体系也有可能面临因此导致的系统性危机。

面对上述种种，央行的政策决议亦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包括：影响决策判断的噪音变多、“气候移民”增加对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下行压力，以及新能源革命导致的能源价格下跌引发的通胀预期之萎靡。

张纬杰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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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公众号“智堡 Wisburg”

原标题为《莱茵河的雨和央行家的烦恼：气候变化如何影响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