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资本主义，这是银行家、华尔街和腐败监管的末日派对。

原文作者：Allen Farrington & Sacha Meyers

翻译：等风的小胖 @EOS Cannon

原文链接：

https://medium.com/@allenfarrington/this-is-not-capitalism-5ed0a9d5dfa9

转载自币乎译文：

https://bihu.com/article/1029468677

（行文与原文图片根据译文，我进行了修改调整，文章比较长，但如果大家闲下来了，还是值得读一读，特别处于现在这个脆弱时代）

前言

资本主义的泡沫破灭了。最终，并不是本金收益比在其自身的高点之下暴跌，也不是在负利率概念上的疯狂导致了银行挤兑。欧元尚未崩溃，也没有恶性通货膨胀。这是一次“外来的冲击”。我们认为读者最大程度地思考这句话，并回想一下当我们讨论使我们陷入困境的那种宏观经济崩溃时，它在与现实世界接触之外的所有可能情况下均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这使我们处于悲喜交加的境地。为了应对这种可怕的危险“外源性”，我们似乎需要全力以赴，采取与一开始让我们变得脆弱的措施完全相同的措施：我们需要像疯狂末日一样狂印钞票，并进行疯狂投入。这就是我们的计划。这就是我们现在处理紧急情况的措施。

这篇文章主要谈论我们从绝大多数经济评论员那里注意到的奇怪反应，总的来说他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狂热的必然结果。我不确定这些人所说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或者我并没有理解到他们是在表达什么意思。如果他们的意思是，“1971 年以来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体制，自 2009 年以来矛盾变得尤为尖锐”，他们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他们滥用了这个词。“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它的含义至少应该包括资本保值和增长。当然，它也可以包括其他令人讨厌的东西。

资本的保值和增长并没有发生，自从现在以这个名字误导人们的政权占据主导地位以来，资本的保值和增长其实并没有发生过。更合适的描述是：通过破坏资本的价格信号和耗尽其库存来促进漫无目的的消费（主要是通过无担保债务）。我们不否认这种方法的一些优点，也不对其可能的有效性提出任何意见。我们只是希望能对我们为什么会处于这样的境地进行适当的经济分析。

金钱其实是一个故事

关于“金钱是什么？”的这个问题，前人进行过大量的叙述和观点了。我们提出了一个简化的版本，钱是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已经在信贷上做了哪些工作的故事，但这些工作还没有兑现。这是普遍信用的谢林点。这是一张每个人都愿意赎回的欠条 (主要是因为每个人都愿意赎回它)，因此，在它每一次出现转移的时候，都会重新赋予实际完成的工作以经济价值。这里要注意的是，金钱不是一种社会结构，不是一种集体错觉，金钱可能是一个故事，但故事的质量非常重要，故事越真实越好。

我们所说的“真实”，应该是指转账过程具有，并且相信一直以来都具有抵制审查和保证诚信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币圈的术语来思考这一点，因为有一个现成的类比来确保网络通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转账就是通过经济交换网络传递信息。如果 A 知道他的信息是给 B 而且只给 B 的，那就是“抵制审查”；它既不会转给 C，也不会被销毁。如果 B 知道消息是 A 送来的，而且只会 A 送来的，那就是“诚实可靠”了。

当开始印制钞票——无论是钞票还是数据库中的数字——就违反了完整性保证。这相当于印刷商将自己的信用延伸到不愿意，或者是不知情的人身上，去代表每个人。B 不知道他的价值转移信息来自 A，而且只会是 A。发行人对经济交换结构进行了中间人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必须用黄金进行。如果期限转换的风险通过利息自由定价，由贷款机构的股权持有人承担，并通过他们理解的抵押品来缓解，那么信用延期创造的资金可能就是完全合法的。但如果风险是以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定价，没有人承担，每个人都有担保，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下面我们将回到采取后一种行动方针的意义上面。现在，请记住，货币是普遍信贷，在自由市场中的货币供应反映了已经完成多少有价值的工作。正如美国最著名的普通法法官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所说：“如果我们要保持真实，我们必须认为事物不是言语，或者至少我们必须不断地将言语转化为它们所代表的事实。”

正当的社会或政治原因会导致，审查制度的抵抗力或金钱的完整性保证可能会被削弱。比如与致命的病毒作斗争很可能是其中之一原因。导致后果可能产生，人们会相信一个完全不真实的故事，并且会表现得它就是真实的。

股本与流量

货币的另一种体面定义是最具流动性的资本形式。尽管这是一个循环定义，但传统上将“流动性”视为衡量资产可以多快、容易地转换为“货币”的度量标准。资产可以在零时间和零难度下转化为货币，但值得加以补充。可以说，货币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以价值被最广泛接受而出现的货币来交换其他资产，这些资产不是被消耗掉了，而是保留价值以供以后交换。请注意，在仅消耗性商品的易货经济中，货币除了行政管理之外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价值：计算汇率变得更加容易。金钱大大增加社会价值的地方在于校准那些无法消费的商品的兑换率，用来创造消费品，或者用来创造用于创造消费品的商品，等等。

所有这些都指向更深入的分析，金钱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方面。利润、资产甚至资本都不是贸易。“用于创造消费品的商品”是一种资本形式，但实际上，我们所指的东西没有任何具体形式。一种经济势能，存储在越来越多的形式复杂的物质转化中，但总是准备好重新释放以再次进行相同的转化过程。从这种角度看，资本不是任何特定的事物甚至行为，它只能作为社会系统的新兴财产而存在，在该社会系统中，私有资产所有权份额的交换是无缝的。

资本是股本。它的维度是货币。它存在于任何瞬时时间点（理论上可以测量）。金钱和资产也是股票，这意味着它们也可以在任何时间点进行衡量。但是，数字本身没法具有任何独立的含义，因为它们取决于所选择的度量单位：美元。该数字将因欧元、日元或比特币而不同。

诸如“收入”、“利润”之类的措施，甚至还有“贸易”，都是流量。没有瞬时利润之类的东西。利润随着时间而发生。这意味着代表利润和所有流量的数字对于更改度量货币单位和时间单位来说很敏感。

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种表述，但关键是区别，如下：您需要股本来创建流量，并且需要流量来补充股本。我们对金融体系破产（无论是道德还是事实）的整体分析或多或少都可以归因于对这一简单准则没有得到广泛理解。实际意义是什么？

“经济”是业务的集合，可以分为金融和非金融两种业务。金融企业通过将资本贡献者在感知风险、时间表等方面的偏好与具有适当特征的非金融企业项目相匹配，来监督流动资金的分配情况。非金融企业将流动资本转变为非流动资本，即越来越多形式的复杂商品，以期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果他们赚了钱，这种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就是正确的。如果他们获利，他们就能有效地满足这一需求。生产出的东西就可能多于消费的东西。利润既是向资本提供者支付的费用，又是无需进一步外部融资即可进行再投资的机会。

非金融企业必须先获得资本，才能创造收入或利润。这可能很简单，例如说您必须先购买或制造商品才能出售商品，除非获得融资，否则您无法在获利之前支付原材料费用。或者，它可能更复杂，但也更明显地与财富创造有关，因为您需要购买一台机器（一个更高阶的资本货物），该机器将原材料作为输入，并生产出更复杂、更有价值的东西。显然，您不希望机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您会想要它产生一些东西。必须用流动资金购买机器，然后以流动资金的形式存在。它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清算（即以现金出售），但其主要价值是成为一种经济势能。它是创造流量的存量。

您需要股本来创建流量，并且需要流量来补充股本。您需要融资才能开展业务，并且需要利润来维持业务。利润用来偿还融资，最终将使企业所有者能够完全避免融资，并可持续地在内部维持企业的资本要求。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就像汇总到“经济”中一样。

单一业务的健康状况和所有业务的整体健康状况，不应以收入、利润甚至资本的“增长”来衡量，而应以利润与资本的比率来衡量，即回报率。理想情况下，应该在很长的时间内进行平均计算——不仅没法在一年内进行有意义的投资，而且信贷周期的长短会掩盖长达十年或二十年的真实情况。高回报率是指高的流通股比率。如果所有流量资金都被再投资，那就是股票的增长率，反映了“经济”的有意义的增长。

再回忆一下“维度”的论点：当年的利润与前一年的利润来比较不能算是“增长”，资本回报率应该是一个增长率。它的单位是一个随时间推移的单位，经济福祉和可持续性只能用综合资本回报率来衡量。

“ GDP 增长”以及其他无用的指标

对货币、资本、股本和流量的普遍误解，与 GDP 增长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混合物。

“GDP 增长”至少有三个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有关，我们将依次讨论：1）它声称的“经济福祉”衡量标准实际上是无法衡量的；2）它声称要衡量的“经济状况”与政治和社会无关，并且 3）它根本不是“增长率”。

1）它声称要衡量的“经济福祉”实际上是无法衡量的：GDP 是一个地区在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货币价值。如果有人说“经济”增长了 2％，则可能意味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增加了这么多。当然，并非每样东西都精确地在以那个数量增长，有些甚至可能在缩小。重要的是总货币价值。当 A 的单位减少一个，费用为 $ 1，而 B 的单位增加一个，费用为 $ 2 时，GDP 仍然增加了 $ 1。

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还不错。那么问题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创造力产生了新的或改进的商品和服务。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不仅仅存在 A 或 B，还会出现其他的东西：C。我们的 GDP，在跟踪 A 和 B 的产量增加了多少，现在也会跟踪 C。如此类推，对 A、B 和 C 的需求可能会消失，最后 GDP 可能由于 A、B、C…X、Y 和 Z 组成，但当记录开始时，从 C 到 Z 都不存在。

令人不满的答案是，当发明了 C 时，它的市场价格可以与 A 和 B 进行比较。但是，A 和 C 之间的兑换率只有在 C 发明之后才能出现。以前，没有钱可以买到 C。创新扩展了我们的机会，因此可以将资本分配给新产品制造。C 的价格仅反映发明 C 后的生产和消费机会成本，而不反映发明本身的内在价值。

发现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长期“GDP 增长”的现实使得其荒谬的性质显而易见。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如今越南人的平均收入与美国人在 1880 年代的收入相同。然而越南人的预期寿命与美国人在 1980 年代的预期寿命相同。当今的越南人生活在智能手机和青霉素的世界中，而 1880 年代的美国人生活在烛光和细菌感染频繁的时代。经济学家可能认为他们收入的货币价值具有可比性，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也不能衡量人类的创造力所带来的持续改进。

经济不是“增长”，而是“变化”。而且您无法用美元来衡量反事实。

2） GDP 声称要衡量的“经济福祉”在政治和社会上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建议读者阅读 Ole Peters 撰写的博客文章《Democratic Domestic Product》以及他所参与的更广泛的“遍历经济学”研究计划。我们总结了一些要点。

《Democratic Domestic Product》

https://ergodicityeconomics.com/2020/02/26/democratic-domestic-product/#more-3342

GDP 增长是普通人的财富增长，而不是一个人的平均财富增长 (后者就是彼得斯所提议的“DDP”)。GDP 增长是一种富裕的衡量标准，它与描绘其分布的较高时刻无关。每个人的财富都有可能下降，而 GDP 增长却在上升。事实上，自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和美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GDP 继续攀升，而收入、可支配收入、资产和净金融财富的中位数指标已经趋平甚至下降。收益越来越集中在现有财富越来越高的等级上，以至于在一定的分界点上，超过 100% 的收益都流向了一些更高的等级。换句话说，有些群体实际上在变穷，但另一些群体却在以更快的速度变得更富有，以至于 GDP 仍然在增长。

虽然有理由相信技术变革和地缘政治促成了这一现象，但下面我们将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国家强制执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它对金钱、资本和回报原则的赤裸裸的无知来解释。

3） GDP 根本不是“增长率”：如上所述，这是“增长”。这是两种流量之间的差异。增长率是一种回报，股本上的资金流。而且，GDP 甚至不是计算相关收益所需要的正确流量，因为它是收入的总和，而不是利润的总和。

鼓励无利可图的收入，这表明有实际需求，但在满足该需求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本就是这样一种资源——可能是最重要的——因此：

鼓励破坏或消耗资本，或者以牺牲长期生产能力为代价的短期高消费。想想一个农民只吃种子而不播种，那么他的消费增加了，但最终他会完全失去消费的能力。

如果没有适当的背景，股本资本化也同样毫无用处。显然，股本上涨或多或少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资本的贷款人正在获得回报，正在证明其经济主张可行的公司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筹集资金。但要证明这是合理的，就必须有潜在的经济成功。个别公司总是可以看到他们的估值增长与他们的基本面不符，要么是因为炒作，要么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未来前景被视为在改善。但是，如果整个行业的估值都在大幅上升，与资本回报率大相径庭，不管是现金流还是股本账面价值的增加，都是有问题的。

对于什么可能是错的，有两个明显的竞争者，它们有可能在致命的螺旋式上升中相互强化：通胀和投机。

所谓通胀，我们的意思是要忽略“量化宽松”和“市场支持”等胡说八道的委婉说法，并引导读者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为资金被注入金融市场，以提高价格，超出现实应该让其显现的范围。当物品价格因为一种货币贬值而上涨时，那就是通货膨胀。如果价格上涨发生在牛奶和面包，或者住房和医疗保健上，而不是金融资产上，这可能会在社会和政治上意义上发生不同，但从经济上讲，这是无关紧要的。它只反映了人造货币最初用来购买的东西。最终，它将分散到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上。下面我们将回到人工货币专门针对金融资产的更广泛的后果，但暂时，我们只是想指出价格是假的。它们不能反映现实。

我们应该清楚，我们所说的“投机”并不是指任何本质上消极的东西。事实上，投机很可能是想要通过引导价格来反应现实，而人造货币则在向相反的方向推进。我们的意思很简单，金融市场通胀会引发某种不健康的投机行为。如果市场参与者足够清楚地认识到，人造货币的“救火筒”不会关闭，这实际上会降低投机的动机，使其不受通胀提供的虚假信号的影响，转而开始助长通胀。

假设你是一家养老基金，需要 8% 的回报率才能毫不费力地偿还债务。假设股本已经膨胀到了一个地步，你可以预计，从长远来看，只要给出合理的估值指标假设，在某个时候回归到合理的水平，回报率就只有 2%。你可能会忍不住去寻找其他不那么糟糕的资产类别。但如果你相当确定，人造货币将在比你预期的回归时间范围更长的时间内推动价格上涨，那么实际上保持投资并仅从通胀中获得 8% 可能是明智的。这样，如果操纵行为一开始就足够强烈，那些本来可能会受到激励，为纠正价格操纵的影响做出贡献的人，实际上会受到激励，为加强价格操纵产生影响。

当这一恶性循环全面展开时，仅仅通过股市估值的增加 (而不是增长) 来衡量“经济福祉”的想法，可能比用 GDP“增长”来衡量更具误导性。它没有提到可持续性，而且在这个特定的场景中 (我们至少已经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了 10 年)，它实际上被保证隐藏着极不可持续的资本误导，即使不是彻底的破坏。

经济上健康的资本主义社会将会发生什么

你可以用钱来保存财富。货币是储存和代表过去所做工作价值的媒介，可以兑换成现在或将来的商品和服务。货币不应该不断贬值。关于信贷延伸和系统性杠杆的条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你会预计货币购买力的增长大致与总资本回报率一致，因为过去所做的工作现在可以换得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这意味着，你只会因为你想借钱给高风险企业而把钱借出，不是为了保住财富而不得不这样做。这反过来意味着资本的定价将准确反映社会对储蓄和消费的偏好，投资项目也将相应地得到协调。

各国政府要么有盈余，要么承认并接受它们可以征收紧急税。如上所述，印钞是对财富征收的一种隐形税，它抑制了想要持有货币的动机。它对财富转移具有同样的一阶效应，但由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懦弱，它具有隐藏的会误导资本的二阶效应。

与之相关的是，各国政府将受到激励，在任何时候都要为公共利益而行动。他们不应不惜一切代价助长金融市场通胀。他们不应该被华尔街“收买”，他们的银行法也不应该由银行家制定，他们的航空安全法规也不应该由不安全的航空公司制定。如果这意味着为了公众健康 (并避免更灾难性的长期经济后果) 而制定可能导致经济灾难的短期措施，那么就不应该动摇，也不应该进行讨论。应该这样做，应该允许价格进行调整，以反映新的现实，而不会产生政治后果。

投资决策可以合法地包括更多的社会和环境考量，不用冒信托责任的风险。如果你不断受到增加短期利润的激励，你会考虑解雇所有人，并将生产转移到低劳动成本国家。如果你受到增加长期回报的激励，你可以加倍投资于现有的劳动力，并承担更环保的生产投入成本——后者显然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福利，但仍然很容易激励和证明，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在劳动力所在的当地社区将带来最坏的影响。

人们和企业会购买更多的保险。保护财富将比想要走在通胀之前而迫切地增加财富更为重要，因此大家会被激励购买可以抵御“外部”灾难的保险。或者，更确切地说，显然它从一开始就是明智的，所以它不存在需要激励。

不会有任何救助。没有什么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因为灾难，哪怕是“外部的”灾难——也会有足够的保险。当一家企业倒闭时，其（自愿）出资者的股权将被抹去，其（自愿）出资者的债务将没法得到补偿，剩余的负债将由保险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甚至可以在保护消费者方面扮演更广泛的角色，因为：i) 政府负担得起，ii) 不存在与企业站在一边的竞争激励，也不存在与两者站在一边的道德风险，但仍鼓励鲁莽行事。

公司高管将受到能带来实际价值增长的长期措施的激励，而不是每股价值增长的短期措施。需要明确的是，从理论上讲，回购是一个有价值的合理定价资本的工具。我们一般不反对它们，但我们承认，在实践中，它们往往被用作加强后者而不是前者的手段。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完全是政治经济主导政权的一种病态。

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一直在假设货币的供应和价格并不重要，最大限度地提高 GDP 和股市估值对“经济”最有利，这些数字并不代表回报率不重要。

每个人都被带动起来了：因为钱不保值，不能用作储存，那么你就必须把钱全部用于投资。如果所有资本都被配置，任何微小的优势都必须被杠杆化，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回报。利率被人为地压低，这看起来甚至还有很好的商业意义。

如果你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加大杠杆，您会被迫这样做。如果您的竞争对手在短期内让您把资金浪费在廉价资本上，那么从长远来看，您就无法谨慎地竞争。即使没有竞争压力，也会有来自股东的压力。

除债务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杠杆。你可以更抽象地认为杠杆作用是一种诱发的易受冲击的脆弱性——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其他形式的冲击——以换取在没有冲击的情况下获得放大的收益。您拥有的债务越多，您就越容易受到现金流冲击的影响，因为您别无选择，只能支付利息。但是在许多方面，其他容易受到冲击的脆弱性会更加危险。至少债务是相对透明的：您可以从财务报表中推断出您可以承受多少冲击。其他漏洞本身就不容易被发现。供应链决策可以是一种杠杆形式：为了获得最低的成本，你可以选择一个供应商（比如说，在中国），并指示他们准时交货，从而有效地将你的库存降至零。

拒绝持有现金余额是一种不作为的杠杆形式。由于拒绝购买保险，因此持有它确实是谨慎的做法。如果对杠杆的需求变得迫在眉睫，许多人甚至会考虑出售保险作为增加收益的一种方式，显然大家会对这种疯狂行为的长期影响漠不关心，因为短期压力太大，所以根本不在乎。这里的行为吸引力不应被低估。如果每个人都在卖保险，您可能会考虑购买一些。

Cantillon 效应被证明是一种公共物品：Cantillon 效应是指一种现象，即贬值的货币不是一次性在全社会被平均分配，而是在特定的地方引入，使最初的持有者拥有非法购买力，而其他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当通货膨胀席卷“经济”时，最后获得人为货币的人已经降低了购买力，只要他们最多只能追赶其他人。另外，由于这样做是偷偷摸摸的，所以新币的定价也不正确，这也为 Cantillon 内部人员提供了额外的优势。

根据政治经济的主导体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人造货币引入金融部门，在这种操作中，中央银行使用人工货币将资产添加到资产负债表中，以提高金融资产的价格，降低公司的借贷成本，或同时降低两者。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增长 GDP”和“支持股票市场”被认为是合法的政治目标——价格信号、资本配置和回报率被谴责。

这意味着，所有从金融工具面值中获得收入的人，都会从其他人的损失中受益。实际上，至少有一个过去和现在的政府雇员的退休金完全依赖于这些估值，这是社会和政治上的一个论点，这首先证明了政治目标的合理性。但这掩盖了一个关键点：从估值上升中获利与从这些资产中获利之间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区别，因为你的财富与这些资产紧密相连，而你的收入则来自于周期性地掠取这些资产的价值。那些处于后一个位置的人实际上掌管着所有这些金融化的、经常被捕捉到的烂摊子，然而当受到挑战时，他们会对前一个阵营中所有辛勤工作的人们的储蓄大加赞扬，拉着你的心弦直到他们崩溃。

后一个阵营的人往往已经过着小康的生活：银行家、做市商、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经理。上述各项的衍生专业服务：律师、会计师、公司经理。公司高管受到期权的激励，因此又被激励回购股票——不是因为股票被低估，资本定价总体上会从这一决定中受益，其目的是为了在期权到期和兑现之前暂时推高股价。为期权到期和兑现及时提供价格。以上每种情况都像强盗一样，而当市场不可避免地崩溃并且退休金蒸发时，退休的老教师们什么都无法拿到。

当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能指望谁上 CNBC 并向国会乞求救助，但恰恰是这些企业高管、银行家等，他们对这种政治经济体制的维护首先导致了这一切。在极其严峻的困境中，一些执行团队甚至会陷入困境，用其公司的全部自由现金流或多或少地回购 30 亿美元的股票，并采用价值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期权组合（按市价计价）。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回购及时提高了员工的工资水平，并在政府救助的谈判中保住了员工的工作。

这些人的财富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能推动多大的流量——该死的股票和回报率。其他人的实际回报率低或为负，资本和财富存量枯竭。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感到贫穷的同时 GDP 增长可以为正的原因。几乎每个人都更贫穷。客观上是这样。他们的积蓄被偷偷地征税并交给了已经很富有的人，而他们的日常开支却上升，以反映通货膨胀的扩散。民主国内产品的增长（或缺乏增长）将反映出这一点，但是没有人关心 DDP。全程地关注 GDP 和关注标普。

金融化：在只有苹果和橙子的世界里，香蕉是新事物。但以苹果和橘子农场主的房产抵押贷款为担保的证券也是如此。在上一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出售 MBS 的银行为 GDP 增长做出了贡献。他们被激励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于资金流而不是股票的增长，并且监管机构允许他们公然撒谎。当然，产品本身具有很大的毒性——不仅不创造任何实际财富，而且还鼓励对同一潜在有毒资产的合成版本进行抵押。资本已经枯竭，但只是在很长的时期内，在银行削减了贷款并转嫁了烫手山芋之后。

但那次削减是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了！银行股涨了！奖金涨了！一切都在上升，直到突然下跌到低于起点。这可能看起来毫无理性可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说，在一个回报必须追逐通胀、保险必须出售而不是购买的世界里，任何人都不会受到激励，而且你很清楚，如果 (或当) 你破产了，你将得到救助。这不仅仅是银行的问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 在概念上的立场可以说是相同的。它将其资产负债表金融化 (欢呼增长！)。除了让它的高管致富之外，它如愿破产了，而想要还想获得救助。

也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这样。在这种疯狂的情况下，完全负责任地经营银行是完全可能的。这只需要道德和胆量。传奇的 BB＆T 首席执行官约翰·艾里森（John Allison）写了一本完整的书，讲述了在他经营良好的银行期间，公然不道德的银行和监管行为如何导致了上一次危机，包括受到财政部的调整，以 TARP 基金为例，它并不需要帮助花旗集团（Citigroup）和美林（Merrill Lynch）等看上去像没有危险的疯子。读者可能会看到这本书的提示性标题，并认为艾莉森只是提议将收益进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更准确的说法是，他提议减少损失的社会化。但愿如此。

我们希望防止上一次危机重现。然而，金融化仍在继续。

看看上面的图表，金融业占美国 GDP 的比例。金融当然应该增长，如果做得好，它可以通过有效地分配资本为社会福祉做出巨大贡献。但它的增长速度不应超过其他任何东西，因为它通常按手中的资产或证券面值来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为了使金融在 GDP 中所占比重持续增长，要么是收入增长，要么是越来越多的 MBS （抵押支持债券）。它正在剥离有毒的金融风险流，这些金融风险流的价值正在被削减，实际上并没有为实际的经济回报做出贡献，因此也没有为资本存量的总体增长做出贡献。

危机恐怕要再一次，不仅是银行。近年来，这种态度似乎已经在几乎每个行业中根深蒂固。信用卡收入占梅西百货利润的 40％。Patreon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发薪日贷款人。这些都不是特例。当利率被人为压低的时间足够长时，它们正是你所期望的：任何拥有足够客户和客户购买行为数据的企业都很可能以低（假）利率借贷，并有效地以较高利率借给客户。

这种套利甚至可以给他们这样的想法，让他们在实际的商品或服务上蒙受损失，而进一步扩大资本的错误分配，使之远离那些可以持续获利的本业，并促进了金融债务。

对 GDP 增长的迷恋助长了金融化，这也使我们忘记了，发明明天要生产的新事物与增加今天的生产同等重要。在这样一个政权中的所谓资本家可以像专制国家那样专心于增加产出，却以管理投入或改善任何产品的质量为代价。由于无法衡量真正创新的价值，在一个只专注于永远增加 GDP 和股市市值等毫无意义的统计数字的世界里，创新往往被抛弃，而又不知道这些数字为什么会上升。

所有这些的效果是，我们更多地使用 A、B 和 C，然后继续进行 A、B 和 C 的证券化，以及 A、B 和 C 的合成证券化，依此类推，直到所有都崩溃。我们永远不会看到更新更优的产品 X、Y 或 Z。我们甚至都不会考虑它们可能是什么。

结论

自 1971 年以来，尤其是 2009 年以来，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在一系列相关的经济谬论之上：操纵货币价格和供应量不会产生不利后果；衡量经济福祉的标准应是收入流量的增长，而不是资本利润的增长率；衡量 GDP 增长和股市市值的指标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最大化；衡量经济福祉的标准是平均增长率，而不是平均增长。

如果我们在稳健的货币和长期回报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那么许多机构和激励措施可能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截然不同。经济生产结构将更能抵御冲击，在创造和分配财富方面更具包容性，而在奖励政治裙带关系方面则不会产生腐败。

新冠病毒暴发暂时还没有导致并加剧可怕后果，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将会找到另一种爆发方式。实际上，我们错误地认为造成经济福祉的因素是经过微调的，以加速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更大的脆弱性、不平等、和金融化，最终导致资本全面枯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