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奥地利学派之父”米塞斯：资本主义的实质

编译 | 宋大叔

来源 | 社科同文馆 ATS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著名经济学家，他把奥地利学派带入 20 世纪，被称为“现代奥地利学派之父”。米塞斯曾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并担任维也纳商业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米塞斯被迫离开祖国，于 1940 年移居纽约。

米塞斯一生著述甚丰，包括 25 本专著和 250 多篇论文。他的作品在生前就不断再版，并被译为 20 多种文字。主要作品包括：《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官僚体制》、《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人的行动》、《社会主义》和《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等。

本文出自“Economic Policy: Thoughts for Today and Tomorrow”，原题为：“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人们所用的描述性词汇往往带有很大的误导性。例如，当谈论现代工业巨头和大企业领袖时，人们常常称呼他们为“巧克力大王”、“棉花大王”或者“汽车大王”。人们所使用的这些词语意味着，他们实际上没有意识到现代工业领袖与那些封建国王、大公或早期的领主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差异事实上是巨大的，因为对于一个巧克力大王来说，他并非在统治而是在服务。他并不是在统治被征服的领地，而是依赖于市场和消费者。巧克力大王——是钢铁大王、汽车大王或者是其他现代工业巨头——通常依赖于他们所经营的行业和他们所服务的消费者。这种“国王”必须依赖他的臣民即消费者的恩宠；一旦他不再以低于其他竞争者的价格向他的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那么，他就将失去他的“王国”。

两百年前——资本主义来临之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终其一生都是固定的；他的地位继承自他的祖先，并且从来不会变化。如果他生来贫穷，他将一直贫穷；如果他生来富裕——生来就是一个领主或公爵，他的爵位和财产将伴随他度过余生。
至于手工业，那个时代的原始制造业几乎专门服务于富人的利益。大多数人（90% 或更多的欧洲人口）只能在土地上劳作，而不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制造业发生联系。这种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数百年来一直主导着欧洲最发达的地区。

然而，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过过剩出现了。由于这些过剩人口无法继承土地或房产，没有足够的土地供他们耕种，也不可能让他们从事手工业；那些国王拒绝他们进入城市。“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持续增加，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安置他们。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政府只能把他们送到济贫院或劳动救济所。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尼德兰和英格兰，他们的数量不计其数，以至于到 18 世纪他们已成为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一种实质威胁。
今天，当我们讨论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似情形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情况可能更糟糕。那时，英格兰有六七百万人口，但其中有一百万以上、可能接近两百万人口，仅仅是无家可归的穷人，当时的社会制度也没有提供任何救济。如何安置这些无产者，是 18 世纪英格兰最重要的大问题之一。
另一个大问题则是缺乏原材料。英国人不得不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当我们的森林再也不能提供我们工业和住房取暖所需要的木材时，我们将来怎么办？对于统治阶层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形势。政治家不知道怎么办，贵族统治者也完全不知道如何改善这种状况。
现代资本主义，就产生于这种严峻的社会形势。在这些无产者和穷人中间，有一些人试图组织其他人开设一些能够生产的小工场。这是一种创新。这些创新者并不生产那些仅适合上流社会消费的昂贵商品；他们生产的是满足大众需求的廉价商品。这就是今天还在运行的资本主义的起源。这是大众生产的开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根本原则。以往的那种服务于城市富人阶层的手工制造业，几乎专门用来满足上流社会的需求；然而，全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则开始生产那些能够被普通大众所购买的商品。大众生产满足着大众的需求。
这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今天，它存在于所有那些大众生产系统高度发达的国家：大企业——往往是被所谓的左派狂热攻击的目标，几乎完全是为满足大众需求而生产的。那些仅为富人阶层生产奢侈品的企业，往往无法达到大企业的规模。今天，那些在大工厂里工作的人们，同时也是他们在工厂所生产的商品的主要消费者。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原则与以前的封建主义原则之间的根本差异。

人们声称，在大企业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差异，这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的商店里，人们都听说过这句口号，“顾客就是上帝。”购买这些商品的顾客，同时也是在工厂里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者。那种认为大企业的权力很大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大企业的生存完全取决于购买其商品的顾客：当它失去它的顾客时，它也就失去了他的权力和影响。

五六十年前，据说几乎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公司往往都太过强大，还具有垄断优势，无法与之竞争。有人断言，在交通运输领域，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一个足以毁灭自身的阶段，因为它已经消除了竞争。而人们恰恰忽略的是，铁路公司的权力取决于它们向人们提供优于其他交通方式服务质量的能力。当然，靠修筑另一条与原有铁路线并行的铁路来跟某家大铁路公司竞争，显然是可笑的——因为原有的铁路已经充分满足现有的需求。但是，很快就会有其他竞争者。自由竞争，并不意味着你只有通过模仿或复制其他人已经做过的生意才能成功。出版自由，也不意味着你可以通过抄袭其他人的作品来取得他人凭借其成就而获得的成功，而是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创作新的作品。例如，有关铁路的自由竞争，就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发明、从事其他交通方式，这将对铁路经营构成挑战，并将其置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竞争形势之中。
在美国，公交、汽车、卡车和飞机等交通方式都同铁路展开竞争，至少在客运方面造成铁路运输行业经营惨淡，几乎被完全击败。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每个人都有权向顾客提供更优质和 / 或更廉价的服务。这种方法和原则，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它带来了世界人口的空前增加。
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土地仅能以很低的生活水准养活六百万人口。而今天，超过五千万的人口享受着甚至比 18 世纪的富人还要高的生活水平。如果英国大量的资源没有浪费在——从各种观点来看——那些原本可以避免的政治军事“冒险”上，那么，今天英格兰的生活质量可能更高。
这些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事实。因此，如果一个英国人——或者世界任何国家的人——现在对他的朋友说他反对资本主义，这里有一个精彩的回答：

“你应该知道，现在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是前资本主义产生时代的十倍以上；你应该知道，今天所有人享有的生活水准都远高于你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祖先。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会是那些生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口的十分之一？你生活在当代这一事实，就是资本主义已取得成功的证据，无论你是否珍惜你现在的生活。”

尽管资本主义带来了很多益处，但它却仍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与批判。我们还是有必要理解这种反感的根源。事实上，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并不是源自于大众，也不是来自于工人阶级中间，而是在于那些土地贵族，即英格兰和欧陆的乡绅、贵族阶层。他们指责资本主义，因为对他们不利：19 世纪初，工业领域支付给工人的高收入，迫使土地贵族支付同等的薪酬给他们的农业劳动者。贵族阶层总是通过批判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来攻击工业资本主义。

当然，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工人的生活标准曾经是极其低下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状况绝对是令人震惊的，但不是因为全新的、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伤害了工人阶级。那些被雇佣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们，过着一种几乎非人的生活。

那个著名的老故事，曾经被重复了上百次：工厂雇佣了妇女和儿童；在他们进入工厂以前，这些妇女和儿童曾经过着愉快满意的生活。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谎言之一。这些在工厂里工作的母亲，其实已无米下锅；她们也并不是抛下家庭和厨房而进入工厂，她们进入工厂是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厨房——即使有厨房，她们也没有可以在厨房里烹煮的食物。并且，这些儿童也不是来自舒适的孤儿院，他们往往处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所有这些有关早期资本主义的骇人听闻的传言，都可以用一个统计数据来反驳：正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段时期，正是在所谓的工业革命时代（1760-1830 年）的英格兰，正是在这些年份，英格兰的人口翻了一番，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儿童——放在以前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活了下来，并长大成人。
毫无疑问，以前的生活条件是非常不好的，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改善了生活条件。恰恰是早期的那些工厂，通过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原材料和出口商品，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了工人的生活需要。再次强调，研究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更客气的词来表述——扭曲了真实的历史。
他们过去常常讲述一则（很有可能是杜撰的）有关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轶事。这个故事提到，富兰克林曾经访问英格兰的一家棉纺工厂，工厂主骄傲地告诉他，“看，这里生产的棉纺制品已销往到匈牙利。”富兰克林环顾四周，看到这些工人衣衫褴褛，便问道，“你为什么不给你自己的工人生产？”
但是，这个工厂主所说的出口，实际上意味着他的确在为他自己的工人生产，因为英格兰必须得进口一切它所需要的原材料。无论英格兰还是欧陆，都不产棉花。而英格兰粮食短缺，不得不从波兰、俄罗斯以及匈牙利进口粮食。这些商品出口就是为了支付粮食进口，而这才使得大量的英国人口生存下来。那个时代的很多历史案例，都显示出乡绅、贵族阶层对工人的态度。我只引用两个例子。一个是英国著名的“斯宾汉姆兰”制度。依据该制度，英国政府向所有未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支付其实际收入与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的差额。这就使得土地贵族不用再支付更高的薪酬，乡绅只需按照以往支付较低的农业薪酬。而政府则出面弥补差额，以此阻止劳动者脱离农业生产去往城市工厂就业。
八十年后，资本主义从英格兰扩张至欧陆，土地贵族再次抵制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在德意志，由于有很多农业劳动力已经进入高收入的资本主义工厂，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专门造了一个词汇指代该问题：“背井离乡”（flight from the countryside，德语为“Landflucht”，即“农业劳动力外流”）。他们在德国议会讨论应采取何种措施以对抗恶魔（资本主义）。很显然，这正是土地贵族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
德意志帝国最著名的首相俾斯麦侯爵，曾在一次演说中提到，“我曾在柏林遇到一个原来在我的庄园里干活的人，然后我问这个人，‘你那时为什么离开庄园？为什么离开乡下？为什么现在住在柏林？’”据俾斯麦所说，这个人回答道，“乡村那里没有像柏林这么好的啤酒馆，——可以在里面闲坐，喝啤酒，听音乐。”当然，这是一个从俾斯麦侯爵（即雇主）的立场讲述的故事，而不是从雇工的角度。他们进入工业领域，原因在于工业支付给他们更高的薪酬，并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在基本的生活水平上只有很小的差距。他们都有食物、衣着和住所。但是，在 18 世纪或更早时候，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差异是，中产阶级有鞋子穿，而下层阶级没有鞋子穿。在当代美国，富人和穷人的差距，通常只不过是卡迪拉克与雪佛兰的差别。雪佛兰可能只是一台二手车，但是基本上，它可以给车主提供同样的服务：他也能够开车出行。50% 以上的美国人，都生活在他们自己所有的房子和公寓里。
对资本主义的抨击——尤其考虑到更高的工资水平——始于错误的假设：最终支付工资的人不同于那些被工厂雇佣的工人。目前，对于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来说，界定工人与消费者并他们做出区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事实上，每个消费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挣到自己花的钱；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刚好同时就是在那些生产他们消费品的企业里工作的雇员。那些在资本主义下决定着的工资水平的人，与工薪阶层，其实是同一群人。支付一个电影明星薪酬的，不是好莱坞的电影公司，而是那些购买电影票的观众。支付一名职业拳击手巨额薪酬的，也不是拳击比赛的承办者，而是那些买票进场的观众。通过界定雇主与雇员，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层面对两者进行区分；但是，并不说两者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区分开来；在现实中，雇主和雇员根本上是同一群人。
在许多国家，有人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即，一个不得不养活家里数个孩子的人，同一个只需养活自己人，获得同等的薪酬。但是，问题并不是，雇主是否应该对某个工人的家庭规模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此情形下，我们必须要问的是：作为一个个体，比如说，你在购买一条面包时被告知：烘烤这条面包的人家里有六个孩子，那么，你会打算给他支付更多的钱吗？凡是诚实的人，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或者说，“原则上，我会。但是，事实上，我会选择购买另一家没有孩子的人烤制的面包，如果价格更低一些的话。”事实就是，如果消费者所付的价格不足以使雇主有能力支付工人的薪酬，那么，雇主便不可能继续从事该行业。
资本主义制度被冠以“资本主义”的头衔，并不是来自该制度的支持者，而是来自那个堕入凡间的最大恶魔，他把资本主义视作历史上最糟糕的社会制度。此人就是卡尔·马克思。不过，没有必要拒绝马克思所用的这个术语，因为它清晰地描绘出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进步的根源。那些进步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它们基于下述事实：人们通常并不将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都消费掉，而是将其中一部分储蓄下来用于投资。人们对这问题存有大量的误解。因此，在接下来的这些讲座中，我将澄清人们对于资本积累、资本利用以及从资本利用中获取的普遍益处存在的误解。在我的讲座中，我将专门就外国投资和通货膨胀（当代政治的最关键问题）这些方面探讨资本主义。众所周知，通货膨胀不仅仅存在于美国，它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一个通常没有被意识到关于资本主义的事实就是，储蓄手段有利于所有那些渴望生产或挣钱的人们。当一个人积累了一笔钱，比如说 1000 美元，不打算花掉它，将这些钱委托给银行或者保险公司，这笔钱就会流通到某个到企业家的手里，使他能够在外边承接某个过去因资金不到位而不能经营的项目。

接下来，这个企业家会怎么处理这笔额外资本？他首先必须要做的是，他利用这笔额外资本首先要做的是，出去雇佣一批工人和购买原材料；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对工人和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并且又推动了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当储蓄者或是企业家还没有从中获得利润的时候，那些失业的劳动者、原材料供应商、农民以及工资劳动者就已经从中分享到这笔额外资本所带来的收益。
企业家何时能从该项目中获益，取决于未来的市场趋势和企业家正确预测市场趋势的能力。但是，工人和原材料供应商可以马上获益。值得一提的是，三四十年前，亨利·福特的“工资策略”。福特先生最大的成就，是他向工人支付了高于其他行业或公司的薪酬，他的工资策略被描述为一种“发明”，不过这并不是说，这种新“发明的”工资策略是福特先生慷慨仁慈的结果。一个新的分公司，或者是一个已有分公司的新工厂，不得不从其他行业、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吸引工人。而仅有的途径就是向工人支付更高的薪酬。这就是早期资本主义发生的故事，并且仍然在今天继续发生。
当英国的制造商首次生产棉纺织品，他们给工人支付的工资超过了以往。当然，这些新工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以前没有任何收入，他们只能等着接受企业开出的任何条件。但是，很快——资本积累越来越多，以及开办新企业也越来越多，因此，工资水平开始上升，结果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英国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
一些人抹黑资本主义制度说，它是一种意在使富人益富、贫者益贫的制度。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到来的学说，是基于下述假设：工人日益贫困，大众日益匮乏，最终全部社会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或者一个人的手里。到那时，贫困的工人大众最终造反，并剥夺那些富人有产者的财富。根据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没有机会或可能来改善自身的状况。
1864 年，国际工人联合会在英格兰成立前夕，马克思指出，那种工会能够改善工人阶层的状况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他将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的工会政策称作是保守的，或保守主义，——这是马克思使用的术语里最受非议的。他提议，工会应该给自身设定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目标：他们“废除整个工资制度”，他们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取代这个财产私有的社会制度。
我们如果回顾世界历史——尤其是 1865 年以来的英格兰历史，就会意识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马克思都错了。倘若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众的生活条件就不会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发生改善。尽管马克思曾预言资本主义的终结，但过去的八九十年资本主义依然取得了进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相信工人阶级的状况无法得到改善。他们接受了一种错误的理论，即著名的“工资铁律”——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工人的工资通常不会超过使他刚好能够维持其基本生活并且还能为公司劳继续动的限度。
马克思主义者以下述方式阐述了他们的理论：如果工人的工资率上升，超过了维持生存的限度，他们将生养更多的孩子；当这些孩子成长为劳动力，他们将增加工人的数量，直到工资率下降的限度，从而使工人阶级再次降到仅能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即刚好勉强能够使工人阶级免于消失的最低限度。但是，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这种观点所蕴含的工人概念，很像生物学家用来研究动物（如老鼠）生命所使用的方法。
如果你增加动物有机体或微生物获取的营养供给，那么，它们就更有机会存活。如果你抑制它们的营养供给，那么你就能控制它们的数量。但是，人却是不同的。即使是工人——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不承认这一点——除了食欲和繁殖本能外，还有其他人类需要。工资的提升事实上不仅带来人口的增加，它首先还会带来平均生活水平的改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欧美国家拥有的生活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如非洲的原因。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更高的生活水平依赖于资本的供给。这就解释了美国和印度之间生活条件的差异。抗击传染病的现代手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引进到印度，因而带来了空前的人口增加。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资本投资量的增加，结果便是加剧了社会贫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资本投资数量能够成比例的增加，那么这个国家将更加繁荣。
我希望，我有机会在其他讲座继续更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并澄清这些问题，因为一些术语如“人均资本投资”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解释。
但是，你们必须记住，在经济政策上，不存在奇迹。在许多报纸和演说中，你们都已经听说过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即德国在二战的失败和覆灭后的经济复兴。但这并不是奇迹，而是自由市场经济原理、资本主义规律的应用，尽管他们并没有被全面应用到各个领域。每个国家都能经历同样的经济复兴的“奇迹”，尽管我必然坚信，经济复兴并不是来自于奇迹；而是来自于采用合理的经济政策，也是这种经济政策的产物。

宋大叔 翻译

Sonny Sun 编辑

   Roy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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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公众号“社科同文馆 ATS”

原标题为《米塞斯 ｜ 资本主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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