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香港中产阶级消亡史

作者 | 清和社长

来源 | 智本社

香港，病了！

何病之有？

中产是一面镜子，照射出香港的兴衰荣辱以及内在纠葛，也或多或少映射出我们光鲜之下的阴暗面。

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香港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香港。

中产就像香港的风向标、晴雨表，任何社会、政治、经济风浪，都会体现在他们身上——报端、集会、购房、教育及移民。

中产阶级是现代人所认同及追求的价值和理想的化身：

“是现代社会里一个开放的、容许凭个人努力而可以改变身份地位的社会制度与环境的象征；是不靠背景后台、自力更生的成功人士，是拥护开放的、进步的、自由的思想的代表；是一股以温和的、和平的、渐进的、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争取社会改革的力量；是社会上一种持平的、客观的、理性的声音等等。”

中产阶级，一度是香港社会民主与自由的进步力量。然而，当香港发展未如期望时，中产又成为了批评的对象，被认为是滋生事端的主导者。

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避免社会、政治走向极端，促进市民在面对权力时保持他们的独立性。

如今，香港的街头政治以及暴乱，与中产的衰落以及那个时代的终结，息息相关。

移民 ：一个时代的开始

香港，本质上是一个移民城市。

香港的兴盛，始于战乱时代的移民潮。

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内地逃难者大量涌入香港。

1941 年香港沦陷之前，人口暴增至 160 万，其中约 75 万来自战时赴港避难的移民。

香港沦陷后，大量人口又迁移回内地。其中，经济学家张五常便随其母亲绕道韶关赴广西桂林一带避难。

1943 年初香港只有 98 万人，1945 年 5 月更只剩 65 万人。

日本投降后，大批人口又回流香港。

1946 年中，香港人口快速上升至 155 万。

1949 年，蒋介石快速败退。北平、上海、广州富商、名流以及难民等不愿、无法去台湾者，部分迁移至香港。当时，深圳通往香港只有罗湖桥一处关口，高峰时期日通行量达十万难民。

这年 4 月，上海滩风云人物杜月笙前往香港，两年后在港病逝。再过一年，张爱玲只身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后赴美定居。

1950 年中，香港人口已飙升至 223 万。

那时香港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内地移民。

香港，这座城市的命运，与内地的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确定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造成香港人口的非自然性增长，以及城市公共用品的严重稀缺。

当时，香港工业化程度很低，工厂很少，大量难民找不到工作，只能露宿街头。香港九龙早期的青山道、港岛东华三院、摩星岭、西营盘一带大量难民露宿。各栋楼底下，楼梯口，坐着抱着小孩的妈妈、老人，在哀求讨钱、讨食。

人口大量涌入，公共用品严重不足，难民问题，成为了香港政府棘手的难题。

所幸的是，当时香港快速成立了大批福利公益机构，数目之多史无前例。大量救济金、物资、粮食，来自欧美国家的募捐。规模之大，远超香港政府之供应。

领取救济品，成为了 50 年代香港人及难民的历史性记忆。

他们初来香港，主要从事苦力、家庭佣工、产业劳工的工作，其中失业率超过 15%，家庭主妇占 24.5%。

政治、经济及文化难民中，超过 40% 都曾从事高级职业，但初到香港，他们或被迫，或只能从事普通劳工，只有 10% 左右可维持高级职业。

受移民和战乱的冲击，当时香港很多人经历了向下的社会流动，工作及生活每况愈下。据后来的社会调查显示，35% 的儿女辈从事的职业及其收入都更低于父辈。

经济不济，生活困难，以及殖民文化带来的社会地位失落，很多移民者以及本土香港人在五六十年代都过着异常艰辛的日子。

到了六十年代，“大逃港潮”给香港带来第二波移民。这些人多数来自广东的苦难农民，越过梧桐山、深圳河、深圳湾冒死逃到香港。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都属于当年的逃港者。

这些移民，日后却成为了香港兴盛的中坚力量。

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中产阶级，多数都成长于战后的艰难环境。

可谓，苦难兴城。

*靠打拼：*香港的主人**

1960 年代中后期，经历两次暴动后，香港社会悄然发生了变化。

战后移民及出生的孩童，此时逐渐成年，成为强有力的劳动力。

移民“父子”两代人逐渐在香港扎根下来。1966 年，香港本土人口出生占比首次过半，达 53.8%。

守得云开见月明，香港开始享受移民潮的“人口红利”。

伴随着二战后稳定的环境，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全球化红利，香港工厂兴起，大力发展制造业，移民一代二代在工厂打工，逐渐摆脱了低收入阶层。香港社会开始向上流动。

此时，香港出现了一小群富裕基层。

“中产阶级”这个词开始在香港出现。

当时，中产阶级，并不是指战后南下赴港的上海富商、社会名流、洋行买办，也不是后来兴起的职业经理人、金融人才以及技术人才，而是没有任何背景和基础的移民群体中通过工作、创业逐渐富有的一个阶层。

1972 年，香港政府出版的《一九七一年香港年报》显示：香港似有日渐丰裕之社会，而中等阶级亦愈形庞大，其情形与其他先进国家无异。

中产，最基本的标准，那就是房子。

拥有房子，才能算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才拥有归属感。

一篇 1972 年的香港公共及私人房屋评论文章写道：“1962 年至 1966 年，只有 26% 的新落成楼宇售予自住的业主，但到 1968 年至 1969 年这一比例大幅度上升至 49%。”

中产在香港买楼自住，说明他们愿意在香港“投下注码”，从过去的移民，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从过去的过客心态，转变为“主人心态”。

或许，没有任何一类人像移民者那样渴望一个家，渴望在这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拥有栖身之地。正如当下千千万万个打工者，希望买得起房，成为城市的主人。

香港第一代中产兴起的标志当属美孚新邨的落成。

美孚新邨位于九龙荔枝角，前后十年分八期完成，第一期于 1968 年至 1969 年落成。

此时，“香港四大才子”之黄霑，正好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忘记他》（邓丽君演唱）。

黄霑出生于广州，1949 年跟随父母移民香港。此后，才华横溢的他在电视台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并在美孚新邨购房。

美孚新邨是香港第一个现代化的私人社区，设计理念先进，公共配套完善，当时香港的中产在美孚新邨购房，渴望一夜之间跃升为“中等公民”。

虽然也有不少香港中产居住在九龙塘、港岛、葵涌的高层大厦，但是似乎只有美孚新邨，才代表着“华人中产家庭”。

每一座城市，似乎都有个具有中产代表性的“美孚新邨”。

所以，房子，是城市中产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不安情结，以及渴望改变命运的现实冲动。

中产的崛起，代表着香港正在打破阶级的固化，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有憧憬的城市，也标志着香港正在走向一个本土意识的市民社会。

美孚新邨，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也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新希望。

从六十年末开始，香港政府乘着全球化产业转移的大势，推动专业结构转型，从转口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分利用香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1967 年，香港塑料花制品出口总值达 8.23 亿港元，占香港工业出口总值的 12%。李嘉诚在此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74 年 11 月至 1980 年 10 月港英政府实施“抵垒政策”，吸引内地居民非法进入九龙和香港岛。内地非法移民者，只要在香港找到能够接收自己的家庭，即可居留香港。这实际上，大大吸引了廉价劳动力来港。

香港在九龙塘及新界沙田的狮子山下发展黄大仙工业区。这里附近的寮屋区居住着密集的低收入人群，其中大部分都是移民以及非原著居民。这里还是非法移民“合法化”的临时居住场所。

狮子山下寮屋区的 9 万居民，后来成了工厂的工人。

他们在工业化浪潮中，吃苦耐劳，奋力打拼，每周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9 小时，经常轮班、加班。

他们半数以上在工业区的制衣厂、电子厂、塑料厂、金属制品厂打工，剩下的在服务业就业，其中女性超过六成。

他们的辛勤劳作，艰苦创业，顽强拼搏，改善了自己的家庭，晋升为中产，实实在在的干出了不屈不挠的香港精神以及“东方明珠”的荣光。

1973 年，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的《狮子山下》开始播放，轰动全港。

它以良鸣的屋邨为中心出发，内容涉及家庭伦理、两性地位、邻舍关系等，都是市民如何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反映草根阶层的生活，小市民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心声。

此单元剧播出了 200 多集，持续时间达 21 年，是香港精神的代言，是香港历史的见证者。

1979 年，黄霑撰写了与节目同名的歌曲歌词《狮子山下》，由罗文演唱，此曲顿时红遍香江，更成为《狮子山下》的主题曲。

《狮子山下》是香港真实历史，是香港精神代言。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地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那个时代，移民者、中产阶级、香港人虽然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历经艰辛，但凭借吃苦耐劳、自强不息、携手共进，他们坚信“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有朝一日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

到 1970 年代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成为了产业工人，在制造业、建筑业就职。到 1980 年第三季度，黄大仙工业区工开设 3634 间工厂，雇用了 91036 名员工。

但 80 年代开始，香港金融、航运、商贸物流、服务业开始兴起，管理、行政、技术、金融及专业人才兴起。他们成了中产阶级的第二梯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领、金领阶层。

到 1981 年制造业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到 1991 年降至 28.2%。金融、保险、地产以及商业服务的劳动人口占比从 1961 年的 1.6%，上升到 1991 年的 10.6%。零售、商业、酒店劳动人口占比达 22.5%。

新一代中产，部分是移民一代的子女，他们努力教育子女，希望改变命运。当时，香港大力推行教育普及以及公屋政策，给予这批孩子提供了稳定的教育及生活环境。通过教育，移民者实现了代际晋升，向社会上层流动。

另一方面则来自新移民。香港成为整个亚洲的淘金热土，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金融公司以及金融人才、律师、会计师汇聚于此。

这一代香港人，缔造了香港高度发达的市场文化以及职业经理文化。香港女性，成为亚洲职业女性之典范。

在国际市场竞争及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塑造下，香港练就了接近德国、日本般苛刻、严谨、近乎“强迫症”般的城市性格。这频繁地造成了两地的文化冲突及误解。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这颗“东方明珠”冉冉升起，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并列，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那一代移民者，那一代奋斗者，实现了“中产梦”，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人。

*过渡期：*彷徨的市民**

到了 80 年代，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劳动力价格上涨，大量工厂逐渐内迁，香港制造业逐渐衰落。

不过，香港金融、旅游、航运、国际物流快速崛起，继续支撑着香港的繁荣。

到 1980 年代，若以外资银行数据统计，香港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当时，中环已高楼林立，遍布外资金融机构。香港政府跟随全球大势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解放外汇及黄金管制，香港证券、贵金属、股市等金融市场迅速繁荣。

香港金融，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输血管”。时至今日，上海金融中心接近半数的资金仍取道香港。

产业工厂内迁后，香港的定位发生了变化，成为内地外贸出口的中转站。1980 年代末，港产品出口总值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内地。

那时，香港与内地，一衣带水，有钱一起赚。

1982 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主动与中国谈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试图续租香港九龙、新界，但被邓小平坚决地回绝了。

香港谈判，引发香港市民情绪波动。这座移民城市，中产阶级刚刚落地生根，再次被内地的局势搅动。

1984 年，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经过多轮紧张的谈判之后，最终双方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声明规定，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同时，从 1984 年到 1997 年为过渡期。中国希望港英政府在过渡期内保持香港的稳定，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当时香港人最为担心的是香港制度的延续问题。中国政府承诺香港制度 50 年不变，并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予以保障。

但是，香港“迁徙”、“逃避”以及极具危机感的移民文化，再次泛起。

这种不安全感根植于香港的城市基因之中。

当年，战争期间从内地迁移过来的一代，他们刚刚过上安定且富裕的生活，但内心深处依然对政局极为敏感。

很多人形容逃港那一代人抱着“难民心态”、“过客心态”客居香港。再加上当时香港的殖民文化，很多移民者潜意识里存在“客居英殖民地”之念。

一边是回归久违的祖国以及不确定的未来，一边是英港殖民以及蒸蒸日上的前途，香港人，尤其是中产内心极为矛盾与复杂。

左右摇摆、犹豫、彷徨，成为当时香港中产的主流心态。移民，是他们的应变之策。

这患得患失、自留退路的心态，导致香港中产错失了把握或影响香港政治的关键机会。

过去，香港学界一直在谈论、反思中产在过渡期的失误。

在香港基本法制定前后，内地遇到一些小风波，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都在积极争取香港中产阶级的支持。

但是，香港中产表现出的是焦虑与犹豫。

中产，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力量。他们身上所彰显的平等、竞争之思想以及上进、刻苦之精神，是香港政治的积极因素。

倘若他们没能将这些积极因素付诸于政治及政策之中，焦虑、彷徨、不安可能演变为破坏性。

香港中产，凭借不屈不挠的打拼以及聪慧，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经济上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尚未成熟，没能把握时机推动建立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

这是当前香港混乱的街头政治因素之一。

每当起波澜，香港中产根植于内心的移民情绪又会泛滥，这种不安全感似乎在代际之间、社区之间传递。

每次移民潮，大量中产家庭争吵。移民带来的就业、收入、房产、教育甚至离婚问题，成为了这种城市深处的痛楚记忆。

实际上，大部分中产依然留在了香港，部分人将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形成分居家庭。

通常，男人在香港维持稳定的收入，供养妻儿移居澳洲或加拿大。妻儿与丈夫之间的地域、文化割裂，深深地伤害了很多家庭。

高速增长以及职业前途，让更多中产选择留守香港。到了 1980 年代末，香港的人均产值已经接近 80000 港币，仅次于日本居亚洲第二。

到了九十年代，亚洲经济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歇，不少国家的资产价格持续攀升。

临近回归，英资陷入恐慌性抛盘。1995 年，怡和、太古、和记和会德丰，代表英资的四大资本家族，大规模抛出手中核心资产，换成现金渡海西游。

但是，香港楼市多方势力依然凶猛，部分国资以及内地背景的港资入世。当时，香港楼市浮躁情绪弥漫，炒房者大肆炒作，打出“大陆一定接盘香港”、“大陆定保障香港楼市”的疯狂口号。

在九七之前，持续高涨的房价冲昏了绝大多数人的头脑。几乎所有人，都在享受这一财富盛宴。

此时，香港的产业已经完成第二次转型升级。制造业比重已经不足 20%，金融、航运、国际物流、旅游以及商贸服务，成为其核心产业。

新一代中产阶级，大多数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金融、管理、技术以及律师等专业人才。薪水跟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他们习惯于加杠杆买房以及消费。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城市配套以及科教文化快速发展。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尤其是香港科技大学快速崛起，逐渐跻身为亚洲顶级名校。

香港的狮子山精神，从第一代中产身上的吃苦耐劳、同舟共济，逐渐过渡到新一代中产的精英文化——顶级的职业素养以及国际竞争力。

房产、财富、薪水、知识以及城市文化，香港正在快速跻身国际发达经济体行列。

那些年，是香港最美好的时代。

*负资产：*没落的中产**

在九七之前，香港人的担忧主要在政治上，而非经济。

对于经济，人人都是乐观主义者，早已习惯持续高增长。

当时，香港人普遍认为，只要回归后保持香港制度不变，经济即可持续繁荣。

1997 年 7 月 2 日，就在香港回归的第二天，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泰铢大幅度贬值，金融海啸迎面而来。

香港回归的愉悦气氛，立即被房地产价格崩盘、股票及金融资产缩水、公司倒闭、工人失业、家庭破产所引发的一系列恐慌所取代。

亚洲金融风暴，终结了亚洲普遍性的持续高增长，终结了香港的持续繁荣，也终结了属于香港中产的大时代。

稳定晋升的职业生涯以及水涨船高的薪水，原本是中产前途的经典路线。

稳定的职业及收入，积累良好的信用，并以此按揭购房、购车，开卡消费，供孩上学，原本是中产家庭的固定生活。

然而，这场金融风暴，把很多中产的前途以及家庭规划，打得粉碎。

1998 年，香港楼市在历史峰值中疯狂下跌，大多数房价在一年内被腰斩。

1998 年失业率上升到 4.3%，结束了香港过去 20 多年的低失业历史。此后四年长期维持在 4.6% 以上，2002 年更达到 7.6%。

预期稳定，是中产阶级的最大特点。但是，公司倒闭、裁员、遣散、降薪，打破了中产阶级的预期稳定性。

部分中产家庭，失业或收入下降，导致没有能力供房、供卡，从而失去了房子；或紧缩生活开支，以支撑高额的房贷。

我们今天将这场危机界定为亚洲金融危机，但香港人将其称为泡沫危机。

这场泡沫危机，让香港人认识了一个新名词——负资产。

当时，香港很多楼宇总价下跌到比贷款额还低，这就出现了负资产。

遭遇这一悲剧的人，统一被称为“负资产者”。

1997 至 2003 年，香港楼市最低潮时，催生了超过 10 万名“负资产”人群。按照彼时香港 240 万套房产计算，“负资产”者占总购房人口的 5%。

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2003 年受“非典”冲击，香港负资产问题最为严重，当年六月共有 105697 宗负资产按揭，占所有按揭的 22%，涉及金额 1650 亿港元，按揭金额与抵押的比例为 128%。香港银行在按揭市场上承担 360 亿港元的坏账风险。

当时，香港不少明星将积蓄投入房地产，最后沦为负资产。张卫健的所有积蓄在高位接盘了香港楼市。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房子沦为负资产，负债高达 3000 多万港币，他被迫亏本处理了 8 处房产，以还银行贷款。

当时，香港中产，只需 5% 首付即可按揭买房。整座城市、金融系统以及家庭的的杠杆率都非常高。但是，杠杆率，被持续的高增长所掩盖。

等到泡沫破灭，大家才猛然发现：房产，是富人的财富，是中产的债务“纸牌屋”。

对于富人来说，房产是大类资产配置之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富人大部分资产都配置在房产中，美国则是房产与股票为主。

但对于中产来说，房产是资产，但更是安身之所，属于真实的债务。一旦房产总价跌破贷款额，那就沦为负资产。

香港第一代中产，为了获得归属感，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以当时相对低的价格购买了房产。第一代中产，相当于拿到了这座城市的门票。

到新一代中产时，香港房价已到达相对高度。年轻人为了拿到这张城市门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包括极高的负债、透支性的消费以及束缚性的职业生涯。

房产，是富人的财富，中产的昂贵的城市门票。这一定律，适合于大多数国家。没有退路的香港中产，为了获得这张城市门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无数张负债堆积的城市门票，最终累积成一堆巨大的泡沫。正如日本反思泡沫经济一样，九七之前香港的真实财富到底是多少。

一个高泡沫的城市，是没有退路的城市。

经历了暴风骤雨般地去杠杆之后，直到 2003 年，香港的财富尤其是房产大幅度缩水。泡沫回归，那才是相对真实的财富。

不过，与新加坡、韩国类似，香港本身的金融体制相对健康，这场危机带来的冲击五年之后被市场的力量逐渐烫平。

2004 年开始，香港经济持续回暖，金融、港口、航运依然保持亚洲顶级的竞争力。

这个阶段，中国已加入了 WTO，内地出口贸易以及制造业快速发展。倘若以深圳、上海对比，香港的相对竞争力在九七之后逐渐下降。

内地的成就显而易见，但与香港对比，显然缺乏可比性。正如湖水与海水，哪个更漂亮。

香港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都市，其资产包括房产，由全球金融市场定价，经过了国际竞争的检验。中国城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所有资产都由人民币定价，在国际市场上的真实价值尚未确定。

不过，与国际相比，新加坡在科教、航运、金融方面逐渐后来居上。

金融风暴后，香港的增速与韩国类似，经济增速没有过去 20 多年那么稳定、高速。

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增速长期超过 8%，但金融风暴之后陷入低迷，2000 年增速又达 7.66%，此后两年再陷入低增长。2004、2005、2006、2007，这四年乘全球化以及中国内地贸易的东风，经济增速超过 6.4%。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香港与韩国、英国、美国类似，长期跌入低增长。这两年，经济有所回升，增速超过 3%。

从全球来看，今日之香港依然是一个世界杰出、亚洲顶级的国际性都市。这座只有 700 多万人口、面积不及北京 1/15 的城市，在金融、航运、国际物流、商贸的竞争力非常突出，香港的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但是，香港的问题出在深层次的结构上。

反思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到底失去了什么。

香港，这座亚洲顶级城市的地位没有丢失。香港，也不会因为内地的崛起而吃亏。

香港真正失去的是，中产阶级及其身上的香港精神。

*移民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中产阶级，代表着“人人有机会”的社会机制，与阶级固化相反。

这是一种人人向往的主流价值观及社会形态。

但是，很可惜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终结了香港中产阶级时代。

八九十年代开始，制造业逐渐内迁，香港金融、航运、商贸崛起。从住宅楼到写字楼，从写字楼到港口，香港开始进入李嘉“城”的时代。

香港土地国有化制度+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再加上波涛汹涌的资金暗流，造就了全球最为畸形的楼市格局。

持续增长的高房价，将香港社会撕裂成有产者与无产者两大对立阶级。当泡沫崩盘后，香港政府立于两大阶级之间左右为难、无所作为。

1997 年香港特首董建华提出的八万五建屋计划无疾而终，地产商以及有产者反对大规模建设公屋。

2018 年香港政府试图开发大屿山岛，供应大量公屋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然而，这一宏伟的市民福利，依然遭受各种抵制。

事实上，香港的土地开发面积只有 20% 多。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香港土地国有化，土地资源没有实现市场化配置，被高房价托举之后，成为整个社会的矛盾之端。

香港政府似乎并不依赖于如此大规模的土地财政。香港的居屋、公屋等福利房政策，已经很完善。香港政府也非常主张建设福利房，但他们的政策被社会矛盾所牵制。

换言之，香港政府手握土地，实际上给自己找来了一堆麻烦。

如今，香港政府的信任度每况愈下，任何大型福利政策都会遭到相当强烈的反对。本质上，香港政府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去化解当前这座城市的尖锐矛盾。

高房价，没有毁灭这个城市的竞争力，但是终结了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及香港精神。

高房价之下，香港中产彻底沦为精英主义者，没有了第一代人的激情、活力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而造成这一切的不是财富规模，而是利益平衡。香港的问题并不是发展，而是社会平衡。

所以，房价问题，是表象问题、经济问题，本质问题在于这座城市的治理者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甚至无法取信于民。

香港中产不屈不挠、艰苦卓绝，买下了昂贵的房子，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成为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

移民文化根植于他们的基因之中，迁徙、逃避、各顾各路，导致他们错过了掌握这座城市话语权的机会。如今，一旦风浪再起，移民情结，依然弥漫于整座城市。

人生最大的悲剧或是，这个时代早已不属于你，但你依然还在那里。一些经历过中产时代的老香港人，他们坚守故土，但已然无力适应新的时代。

香港，依然是一个很强大的香港，但她病了。若久病不治，内耗定然损伤其本，毁其前途。

清和社长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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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公众号“智本社”

原标题为《香港中产简史 | 香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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