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口罩变成了生活必需品,社会上围绕着商家该不该因此大发横财出现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说“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1]”,正因为他们受到利益驱使提供商品才让更多人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有人强调商家应该恪守社会道德,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2],认为纯粹的市场经济法则在这时并不适用。然而在我看来,“涨价派”和“道义派”根本没有在对同一个问题进行讨论,这里尝试深入分析一下。
“涨价派”虽然为涨价摇旗呐喊,但其实他们关注的核心点并不是商家应不应该涨价,而是政府应不应该限价。在不限价的前提下,商家选择价格上浮、不变甚至下降都是他们的自由。而“道义派”关注的点则是商家利润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以及极端情况下市场的失灵。二者根本没有在一个频道讨论问题。
“涨价派”的观点离经叛道,但逻辑清晰有力,而“道义派”犯的基本上是教科书经济学典型的错误,接下来我们由表及里剖析“道义派”的问题。
“道义派”认为天价口罩是趁人之危,认为经济行为也要符合社会规范。同时提出“发国难财”是对“今天你们受灾我们支援你,我们相信明天我们受灾你们也会支援我们”的社会契约的破坏。我们且不论对天价口罩的这些道德批判是否成立,退一步讲,即使这么做真的是趁人之危、发国难财,我的问题是,你是否有权利禁止我这么做?
我们可以举个更加极端的例子,见死不救。中、美、英等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仅在当事人存在救助义务时没有救助才构成侵权或犯罪。没有救助义务的人即使是见死不救也仅仅承担道德谴责,没有法律责任。回过头来看天价口罩,请问商家对消费者有“合理价格购买”的义务吗?我们除了道德上谴责,有权禁止他们这么做吗?
有一点文章(下文中特指“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这篇)说的没错,就是人具有道德自觉。虽然法律不对见死不救、趁人之危定罪,但觉不代表人们就会走向这个极端,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力所能及地帮忙。但一旦将道德责任强制转变为法律责任,性质就变了,“涨价派”反对的是这一点。
文章给出了“灵魂一问”:天价防护用品,意味着只有腰包鼓鼓的富人才能得到,难道穷人就白白等死?我想反问一下,在一个客观上需求大于供给的市场,为什么你认为限价就可以让所有人奇迹般地获得所需的商品呢?
价格是双方约定一致的市场化行为。一部分人无法获得特定商品只是因为供给不足,供给充足的商品不可能定价太高,因为总会有人降价销售以获得利润。
市场价格上浮有助于缓解需求大于供给的状况。首先,总有人无法获得所需数量的防护用品,但高价出售的防护用品给了次一级生产商可乘之机。这些次一级的供应商相对于原来的供应商要么产品质量较低,要么生成成本较高,可见在限价市场中,他们是无法生存的。穷人可以选择购买低价但可用的防护用品,或者存钱甚至借钱购买高等级的防护用品,绝对不会“白白送死”。
其次,限价市场中虽然贫富差距对获得商品的能力影响不大,但因为需求大于供给(相对于不限价情况,需求更是大幅增加),有门路的人优先获得了防护用品,大部分穷人还是得不到。他们要么加价在黑市购买,要么放弃购买,这才是“白白送死”。
主观价值论是奥派经济学区别于教科书经济学的特点之一,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很多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无法解释。例如文章举了个两个例子,试图证明在社会规范领域,价格机制不起作用。
你去岳父母家吃晚饭,饭后掏出几张百元大钞放在桌子上,对岳父岳母说:“这是我今晚的饭钱。”你猜,会导致什么后果?你去餐馆吃饭,饭后叫来素不相识的老板,说:“你看我长得这么帅,交个朋友,这段饭钱给我免了吧。”你猜,会导致什么后果?
这个矛盾其实是因为价值的主观性造成的。岳父母的一顿晚饭对双方的价值绝不是普通一顿晚饭,而长相这个自认为的价值在饭馆老板眼里也一文不值。这些现象在主观价值论体系下是自洽的,而教科书经济学认为价值是客观的,一桌饭就是值 300 块钱,所以文章只能用补丁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对其认可度不同。
为什么说文章的“社会规范说”是错的呢。我们还是以岳父母家吃饭为例,如果这个女婿人品不好,加上刚跟老婆大吵一架,正在气头上,那么他的行为是不是又看上去合理了?但这个行为明明跟普遍的社会规范无关,只跟他自己对这顿饭在他心中的价值有关。
所以社会规范说无法说明价格机制不起作用,相反由于商品的用途突然发生的改变,人们其主观价值评估有了大幅提高。这种情况下价格不跟随价值提升会导致资源错配,需要的人拿不到,不是那么需要的人又囤积了太多。
文章指出“补偿成本带来价格上涨理所当然不应算发国难财。那么口罩这样的防护用品在疫情时期究竟怎么定价才好呢?经济学当然会考虑其成本核算。……涨价一倍两倍还可以,但涨十倍二十倍那就太离谱啦,良心大大的坏了。”
看到这里哑然失笑,让我想起来两年多前马云说大数据让预判和计划都成为了可能,市场经济不一定会比计划经济更好。总有人认为有某个超级电脑、超级智慧可以分析出某个商品的“合理价格”。且不论各种大数据的搜集难度,“合理价格”论的致命错误仍然是认为价值是客观的,因此可以通过精密核算给出一个结果。
举个细节的例子,我加班生产口罩,但假期加倍 3 倍工资真的对我合理么。如果假期的某天对我很重要,我放弃了参加好友婚礼的时间来生产市场所需的商品,你定义我的“合理补偿”是当天的三倍工资合理吗,可能企业主给我10倍工资或者其他潜在利益我才愿意。
价值是主观的,生产者对自己的商品有主观判断。生产本身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今天短缺可能下周就供过于求导致滞销亏本。企业主有权为后面可能的亏损提升售价获取更多的缓冲(做梦也不可能企业主亏损的时候有人来赔吧)。那么请问你怎么定义出这个“合理价格”呢?
而且你觉得涨价一两倍可以,有的地方比进价加价 30% 就被吊销执照[3],怎么统一大家对“合理”的认知呢?你跑到奔驰专卖店说我觉得你们就是比夏利用的铁皮厚点,合理售价应该不超过对方的两倍,看看别人怎么说。
文章下意识地将自由市场和社会正义对立,没有意识到无论价格多高,只要是存在竞争的自由市场,买卖双方都获得了正的收益。卖方之所以卖给你,是因为他认为成交价格大于商品对自己的价值;买方之所以买入,是因为他认为商品对自己的价值大于付出的成本。再一次地,也正是因为价值是主观的,才会出现同一个商品对买卖双方价值不同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因为价格的提升导致了供给的增加,不论是高价从海外购买运输来的,还是加班加点赶制的,他们都在客观上使得更多人获得了所需的商品。正因为更多人获得了商品,它在道义上就是正当的。相反,如果一个策略看似让穷人获得了商品,但客观上导致总体供给下降,那么这种策略在道义上就是不正当的,虚伪的。
文章马上指出,很多供给并非因为价格逐利,人们因为恻隐之心主动捐献了很多,市场规律此时并不起作用。我想说捐献和市场并不矛盾,捐献是自由选择,涨价也是自由选择,“涨价派”的观点是不能干涉自由选择,而不是必须涨价。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捐献的数量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就不会存在“天价口罩”,正是因为包括捐献在内的供给不足,才出现的价格跳涨。还是那句话,道德上呼吁捐献、呼吁“合理价格”都没问题,但你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强制人们符合你的道德观。
文章用非常轻松的语气说道“……不过是让工人加班加点而已。让工人加班加点,会增加额外的成本,只要这部分成本得到补偿,工人加班加点就可以实现”。我想问作者是否问过工人、企业主、快递、代理商、柜员的意见了么。一句“合理价格”,一句“灵魂拷问”满足了自己的道德优越感,有问过利益相关者你给的补偿他们愿意吗?
最后这个错误是最不明显的,但又是最致命的。
商品在出售之前是商家的合法财产,正如商家的店铺、银行存款、空调、柜台一样。商家愿不愿意卖、愿意以什么价格卖,甚至愿意卖给谁都是商家的自由。今天你可以以“发国难财”为由强制商家卖口罩,明天就可以以类似的理由没收商家的店铺、强卖柜台和空调。你“善意”的行为导致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它模糊了私产的边界、扩大了行政的职权。这个动作是不可逆的,最终侵犯的是全体公民的利益。
这次疫情揭开了很多之前掩藏的问题,也会刺激人们去反思一些重要问题,比如“重要的公共资源应该如何分配”。具体到这次口罩的问题,我找到几篇不错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琢磨:
参考文章:
[1] 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234408265036.htm
[2] 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62766
[3] 有的地方比进价加价 30% 就被吊销执照: http://www.sohu.com/a/369251613_100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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