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经济学：非常时期告别市场原教旨主义

作者：江小鱼

编辑：秦晋

疫情之下，口罩成了稀缺品，天价口罩也随之而出。

2月2日，北京某药店将每盒十只装、进价为200元的口罩，大幅提价到每盒850元对外销售，被北京市场监管局处以300万元行政处罚。除北京之外，在河南、广东、上海等地均出现了天价口罩，也都受到了政府的处罚。然而，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对口罩限价，处罚天价口罩的卖家，网络上却不乏争议之声。

01　反对政府限价的理由

笔者经过整理发现，那些反对政府对口罩限价大致是出于以下几种观点：

1、如果口罩价格大幅上涨，可以刺激厂商生产出更多的口罩，满足市场上更多人的需求。政府的限价打击了厂商们的生产意愿，使那些本可因高价而出来生产的厂家放弃了生产；此外，中国口罩价格的上涨，还会吸引海外的商家为中国供给口罩；而抑制价格上涨，则同时损失了这部分供给。因此，限价是不对的。

2、有些人认为，口罩价格过高，则穷人买不起口罩。然而，政府限制了口罩价格，穷人就能拿到口罩吗？答案同样是拿不到，口罩最后被那些有门路的人拿走了。如果通过自由市场，大家将通过手里的资金和使用口罩的意愿排序（例如，那些外出工作的人比宅在家里的人愿意出更多的钱买口罩）拿到口罩，而不是通过权力黑箱操作拿到口罩，显然前者比后者要好。因此，政府不应当限制天价口罩。

3、不存在一个认为定价的“合理价格”。怎么定义「天价口罩」呢？是价格上涨2倍、3倍，还是10倍，或者100倍？如果某地原材料价格上涨了2倍，员工工资上涨了3倍，口罩价格应不应该上涨？政府凭借什么给口罩制定一个合理价格？或者说，在定价上，我们为什么可以认为，政府定价比市场要好？（具体案例：有地方政府因为口罩价格仅仅上涨了30%就吊销了口罩厂的执照。）

4、限制口罩价格上涨是强加道德于他人。口罩厂的厂主可以出于个人意愿不涨价，这说明他道德品质好；但是如果要求所有的口罩厂主都不涨价，这其实是在强人所难。试问，你有什么权利让工厂里的工人、快递员、柜员加班加点不涨工资呢？如果前者都涨了工资，你又有什么权利让口罩不涨价呢？

此外，即便口罩厂主真的趁人之危、发国难财，我们除了在道德上谴责他们，是否真的有权利去禁止他们这样做呢？商家对消费者有“合理价格购买”的义务吗？

5、侵犯了口罩厂主的私有财产权。今天你可以以“发国难财”为由强制商家卖口罩，明天就可以以类似的理由没收商家的店铺、强卖柜台和空调。模糊了私产的边界，扩大了行政的职权，最终侵犯的是全体公民的利益。

本文将针对这五点一一予以反驳。

02　口罩价格暴涨其实无法增加口罩供给

口罩厂增加口罩供给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

1. 他能把更多的工人们安排上生产岗位；

2. 他能把原先废弃的机器开动起来，甚至购买更多的口罩生产机器扩大产能。

然而，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这两点都很难得到满足。

首先，由于春节，工厂里的工人基本都回家了。外省的工人又基本回到了老家，他们大多来自河南、湖北、湖南等劳动力输出省份。由于疫情限制，这些工人很难再从自己所在的村落返回城市进行生产。（详情可见河南省、湖北省、河北等省执行的封村政策。）这一点，是不论你给工厂的工人出多少钱，都没有办法实现的。疫情带来的封村、封城政策，在客观上使这一点不能成立。

当然，也有些人抨击当前的封城、封村政策，认为该政策太过粗暴。政府随意就切断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停止了市场的正常生产行为，这是不明智的，应当撤除的。然而，当我们回归头来看看「晋江毒王」的故事（福建某县，一个感染者使4000多人处于被感染的风险中）、潍坊市某感染者让该市67位医护人员被隔离，我们会发现，封城、封村并不是拍脑子拍出来。

事实上，让市场自由放任、让劳动力自由移动，政府还更加省力，公务员更不用在春节期间加班了。但是，放任市场带来的是什么呢？放任人员四处流动带来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面给身处前线的医护人员加油，一面又在后方制造以十万计，甚至以百万计的病人，这样可以吗？难道我们非要等到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武汉市，所有的省份变成了湖北省再封村、封城、封省吗？岂不哀哉！

其次，即便口罩价格暴涨，口罩厂商也未必会增加机器。注意，利润总额等于单个口罩带来的利润乘以口罩数目。如果口罩厂商是以利益为导向，他大可不必靠增加口罩的数量来获利，口罩越稀缺，口罩价格越高，他也可以获得越高的利润。除此之外，疫情是短期的，它可能持续两个月就结束了；而固定资本投资则是长期的。当厂商从口罩机器生产商那里下完订单、拿到机器（口罩机器生产商生产机器也需要时间），一切投入运行，可能两个月就过去了。这时候，疫情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口罩厂主们又有什么动力来增加机器呢？

最后，口罩价格暴涨会鼓励口罩囤积行为。一件东西的价格越是高，持有者就越可能惜售，越有动力囤积。这样一来，能拿到口罩的人就更少了。

03　「天价口罩」对有门路的人最有利

「天价口罩」的支持者们天真的认为，只要放开市场，那些需要口罩且有一定钱的人就能够买到，而那些有门路却没有那么需要的人则可以受到抑制。不得不说，这真的是太天真了。

什么叫有门路的人？有门路的人，就是那些不论是否有市场，不论市场是否转的灵，都能搞到口罩的人。有门路的人会因为你放开市场就不能低价买到口罩吗？有门路的人会遵循市场的规则，像老百姓那样安心高价购买口罩吗？不。很可能是，市面上卖给老百姓的口罩价格是天价，而有门路的人，仍可以以极低的价格拿到口罩。

正是因为那些有门路的人存在，我们才要更加严厉地打击天价口罩。打击天价口罩，就是压缩这些有门路的人的利润空间。而那些「天价口罩」的辩护者们，很可能会在无意中，为这些人大发横财提供借口，让他们最大程度上收割老百姓。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前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中国现在的口罩产量是每天2000万只，而中国的人口有13亿人，就连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人口就有5000多万人。也就是说，口罩的需求和供给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缺口。这时候如果放开口罩定价，完全可以被定为天价，让全中国最富有的前2000万人才买得起，甚至是最富有的前200万人才买得起。（富人也许并不满足一天只戴一个口罩，此外他们可以接受浪费。）而那一群人是什么人，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自己。

在限价的情况下，政府虽然不能保证每一个穷人都拿到口罩，但是上海、杭州、绍兴等地的市民们，毕竟能够预约到口罩。这一点，是人们可以看到的。

在此也要说一句，自由市场是一个很好的模型，可现实世界却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市场。在权力、门路等因素已经存在的现实世界，假使我们忽略它们，仍然用自由市场的想法思考，便很可能得出对自己很不利的观点。理论没有错，可现实并不符合理论的假设，此时理论也不适用于现实。

04　政府应更详细的计划，或接管口罩生产链

在对观点2的反驳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如果交给市场定价，可能定出什么样的价格。如果出现了那样的价格，我们身在前线的医生，可能都用不起口罩了。

其实，政府是否应该对口罩进行限价的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价格问题，而是对有限口罩的分配问题。现在，大家都需要口罩，而口罩又是有限的，那么这些口罩如何被分配出去？是以金钱为依据，通过高价者得的方式分配出去，还是通过别的方式分配出去？这是一个问题。

显然，身处前线的医护人员、封堵道路的公务员们、商场菜场的工作人员们最需要得到口罩。这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更高贵，而是因为在大家都被隔离在家的情况下，他们一天接触到的人最多。假设他们感染上了病毒，那么造成的社会危害将比寻常人感染上病毒大许多倍。例如最近某深圳外卖小哥确诊新型肺炎的新闻，就在网络上炸开了锅。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接触人员最多的人，其实并不是什么有钱人。（不是出于强制（如公务员）而在这个时候出去工作的人，会是什么有钱人？此处可见某外卖小哥在知乎上的回答。）如果通过市场分配，他们都可能拿不到口罩。

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将口罩作为一项战略物资进行分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开始征调口罩厂。原来某些口罩厂把口罩卖给了疫情不严重的居民，现在政府把这些订单改派到疫情严重的灾区，或者是身处前线的工作人员。这个思路从本质上说是对的。

然而，就像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筹码都押注在自由市场上一样，政府的计划也不是万能的。计划有好坏之分。那些不顾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上涨，一味抑制口罩价格上涨的计划，是不合情理，也很难成功的。政府要做出好的计划，需要照顾到企业的现状和利益，和企业商定好价格空间。这个价格说出去，老百姓看得明白，也能接受。

不过，随着口罩库存被快速消耗，甚至口罩原材料也被快速消耗，仅仅是限价或者征调，也解决不了目前的问题。

由于口罩需要暴增，有些地方的口罩原料接近断货，口罩原料价格也随之暴涨（据财新，在仙桃，生产口罩的橡皮筋价格涨了八倍）。前面我们说到了，疫情是短期的，企业们害怕在此时购买机器，但到疫情结束后机器会闲置无用，因而不敢扩大生产。同样的，面对如此高的原料价格，他们也害怕如果自己在此时以这么高的价格购买了原料，一旦疫情出现变化，或者口罩供给扩增，他们也可能面临亏损，高价购买的原料会烂在仓库里。事实上，现在一些口罩生产企业已经不敢生产了。

由于无法预期疫情蔓延的情况，口罩厂的上游和口罩厂都不敢轻易扩大生产。仅仅干预口罩厂是无用的，政府看到整个口罩生产链的困境，解决其中的问题。

05　政府限价有法可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碍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处理。”

因此，处罚天价口罩并不是什么道德绑架，而是依法处置。只是，这条法律恐怕不是很得自由市场拥护者们的心意，连同法律本身他们都是要反对的。

说到强人所难这件事，笔者不由想到了上海口罩厂里的志愿者和城管们。由于疫情影响，外地的工人们无法复工，上海某口罩厂和公益组织合作，对外招募志愿者，结果很快报名就满额了。一晚上12个小时，这20名志愿者生产了30万只口罩。这批口罩也被上海市政府定向征调，投放给了上海市民。此外，由于口罩厂的搬运工不够，城管们也加入了队伍，负责口罩厂的运转。

如果要通过市场购买，笔者不知道这究竟需要多少钱。

武汉疫情严重，身处前线的医护人员们曝露在高度的风险之中。笔者也不知道，如果要通过金钱购买，召集起一股数万人的医护队伍留在武汉治病救人，究竟需要多少钱。毕竟我们可以看到，民营医院和睦家、莆田系的仁爱医院，都关闭了发热门诊。而和睦家的挂号费，单位就以千元计。

如果对于「发国难财」的人我们仅仅止步于道德谴责，如果对于无私奉献的人我们仅仅止步于「加油」「致敬」，那我们要法律有什么用？难道仅仅是来秀一下中产阶级的言辞有多么美丽、心地有多么善良吗？古人云：“知行合一。”现代化说，说到做到。如果我们嘴上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让发国难财者赚的盆满钵满，上前线者空手而归，那只能说明我们陷入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精神分裂。说的再严重一点，如果法律里无法体现道德，我们何必遵守？

06　私有财产并非天然，需要社会机器保障

自由市场的铁忠粉们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他们往往会忘记这句话的前提，那就是有一个保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社会机器。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交易能够顺利完成，小偷偷走我们的财产会被追回，抢劫犯会被关进监狱，富人的豪宅没有穷人冲进去掠劫，并非因为有什么神仙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或是某个上帝为私有财产划了一道咒符，使得凡冲破它的人都倒地而亡，而是因为背后有保护这套秩序的国家机器。我们有大量的警察、法官、军队在背后，支持这套体系的运行。而一旦这套体系崩溃，即便你高喊一千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是于事无补。

笔者认为，那些真正支持保护私有财产的，应当首先考虑保护好保护他们的社会机器，不要作死地将这套社会机器往危险的边缘推进。

「天价口罩」的支持者们认为：“今天你可以以‘发国难财’为由强制商家卖口罩，明天就可以以类似的理由没收商家的店铺、强卖柜台和空调。”笔者以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今天口罩可以被卖到100块钱一个，如果不加管控，明天就可能被卖到1万钱一个；今天大白菜可以被卖到60块钱一颗，如果不加管控，明天就可以能被卖到1000块钱一颗。

当口罩的价格被炒到1万块钱一个、当白菜的价格被炒到了1000块钱一颗，这对私有财产主的保护者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要知道，贫民们可以选择在口罩店排队领低价口罩，但也可以选择冲进口罩店抢掠高价口罩。可能不是因为这个口罩能保护他们免受病毒的侵害，而是因为光一个口罩，就可以抵上好几个月的工资。而如果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粮食蔬菜价格，上涨到了他们一天的工资也买不起一颗大白菜的地步，那时候才真正危险了。

因此，为了维护私有产权者们的根本利益，我认为还是及早管控这些刚需品价格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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